1927年12月，程子华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军退出广州以后，他参加了保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在惠来战斗中，红四师与敌人发生白刃战，程子华在战斗中受了伤，组织上把他留在普宁县南山里治疗。伤愈后，到普、潮、惠三县成立的独立团当会计。后来，敌人打败红四师后，又集中兵力“清剿”独立团，独立团被打散了，程子华与党失去了联系。
程子华
以下内容据《程子华回忆录》中“大冶兵暴”一文编辑整理。
为了寻找党关系，我从揭阳县乘火车到汕头，从汕头乘船又到上海，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很猖狂，不能久停，我决定回山西解县老家去找党的关系。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离别两年多的老家解县。但老家当时也在到处都在抓共产党，党的关系一时找不着。家里人说：“到河南南阳县去找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军医的大哥吧。”于是，我在家里东躲西藏地住了几天之后，就去南阳县找岳维峻南路军当医生的大哥去了。
到了南阳县，正巧大哥去了襄阳、樊城一带。想要去襄樊是不可能的，因途中土匪横行，我只好在南阳先住下来。这时，冯玉祥为统一河南，派韩复榘和石友三的部队从北面南下，要赶走岳维峻部。岳维峻的部队从南阳向东撤，我就跟着他们走。
有一天，我正坐在驻马店车站的一张凳子上发愁，突然一个军官来到我面前，问我到哪里去。原来他是武汉军校的同学郭炳，山西静乐人，也是个共产党员。我不了解他别后一年的情况，没有暴露身份，只说大革命失败后，我回山西老家，阎锡山抓共产党，我就到南阳找大哥，大哥去了襄樊未找到，随部队东撤，现在没有地方去。他要我到他家里。我问他：“你们这里也抓共产党吗？”他说，他们部队不抓共产党。我这才把自己一年多的真实情况告诉他。第二天郭炳有事外出，过了两天才回来，他对我说：“岳维峻部在确山县的孟宗鲁营，副营长周凯、政治教官张维琛、书记长赵品三都是共产党员，现在还缺一个营部副官，你去当副官怎么样？”我说：“去！”从这时起，我把名字改为程子华。
这样，我终于找到了党关系。
岳维峻的南路军前身是西北军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大革命初期，这支部队曾接受一批共产党员去工作，刘天章烈士曾是我党在这部队里的党组织书记。这支部队的多数官兵，曾受到过大革命和我党政治工作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还秘密地保存着，在山西被阎锡山通缉的太谷铭贤中学的张维琛、赵品三逃到这个部队，都隐蔽在这部队里。我初去时在营里当副官，部队退到安徽阜阳后，到该营三连三排当排长。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这支部队里做秘密工作，党的组织逐渐发展，到1929年夏，已有十四五个连队有了党的支部，共有党员七十多人。
赵品三
岳维峻部是地方军阀部队，它不像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那样积极反共，也缺乏反共经验，它的官兵之间有浓厚的乡亲和老部属等旧关系，我们利用这些和他们交往，并建立朋友关系，教育他们接受新思想，逐步使党的影响深入到士兵和下级军官中。那时，我们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当时周恩来同志兼中央军委书记，聂荣臻同志也在中央军委工作，直接和我们联系的是石仲伟同志。通过石仲伟，我们可以随时得到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指示。
蒋介石与冯玉祥有矛盾，想利用岳维峻反冯，也想吞并岳部。1928年冬，蒋把岳部调到江苏淮阴地区，把这个有五六万人的部队缩编为新编第一师，把一些老军官遣散或降职，由黄埔军官代替。我所在的营缩编为连，营长盂宗鲁降为连长，留我当排长，还有许多排长降为班长。编余的老军官领不到遣散费，士兵和下级军官生活很苦，普遍憎恨蒋介石。我们有些党员也被撤掉。这时中央军委指示我们坚守阵地，党员减少虽是不利条件，但官兵思想动荡不安，对我们有利。
蒋介石为进一步排除异己势力，于1929年初，又调岳维峻部到武昌南湖整训，借口岳维峻反冯玉祥不力，撤了他的师长职务，代以曹万顺。曹带来了一批黄埔军官，对部队进行改换。老军官和士兵对蒋、曹的排挤、歧视、高压更加不满，反蒋、反黄埔军官的情绪迅速滋长。我们营里连以上军官，包括营长孟宗鲁在内的一批老军官，都换成了黄埔军官。我党党员又有一批被迫离队。军官中的党员负责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原旅部党的负责人季步高把团里各连党员交给我单线联系。
1929年夏，张发奎在宜昌、沙市一带反蒋。蒋介石派新编第一师去应战。先头部队一、 二、三团进到鄂西，遭到张发奎部伏击，被迫缴械，等到后续部队四、五、六团赶到，张发奎部已向南撤走。于是四、五团驻宜昌、沙市地区，六团驻秭归，我这时在六团二营五连当三排长。当这次部队开拔前，我们党组织已经制定了个兵暴计划，成立了起义司令部。现在部队既已遭受重大损失，又驻扎到了洪湖根据地附近，增加了发动兵暴的有利条件。正在这时，旧军官五团团长王俊杰为个人目的，利用部队的不稳定状态实行兵变，杀害了我党组织负责人耿卓吾和季步高两位同志，拉走了四团和五团。我们六团奉命乘船从秭归开宜昌，在宜昌被监视驻扎了一个星期，又乘船回到汉口的硚口兵营，改编为独立十五旅，旅长是唐云山。新一师未被张发奎消灭的部队加新兵编为一团，我们团改为二团。由于王俊杰兵变事件，蒋介石便找到了撤换老长官的借口，把排长以上的老长官都换为黄埔生。我们连的二排长是营长的亲信，思想进步，和我关系好。我没有敢说自己是武汉军校的学生，只说是阎锡山的学兵团毕业的，于是我成了留下来的惟一的老排长。因为这个营的班长没有换，其中还有几个是党员。根据这种情况，党组织进行了研究，确定把这部队掌握好，用交朋友的办法，秘密地争取和团结党外士兵中的同情分子，慢慢地积聚力量，以便在条件许可时组织兵暴。
10月初，上面传下命令，要我们二团的一营和二营开到阳新、大冶一带去打红军。我连忙找到被迫离职、在武昌一个小学当教员的赵品三同志商量，应乘机把队伍拖出去当红军。没几天，我们团开到大冶一带，一营驻阳新、二营驻大冶、三营驻江北的团风。这几个地方出城不远就是革命根据地，条件比武汉有利多了。
1937年程子华（右）、赵品三（中）与战友在太原成成中学八路军办事处合影（资料）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被裁减的党员刘振山同志偷偷地来找我，他是中央军委派来向我通知党的决定的。中央军委指示：兵暴采取“里应外合” 方案。刘振山在传达指示后对我说，外面都联络好了，红军可以全力配合。我说：“那就干！”我们俩研究了里外配合的细节。起义的时间就定在12月14日晚12时。我们规定了暗号：左臂绑白手巾，约定到那天半夜时，城里开始行动，红军在拂晓时攻城，里应外合，拿下大冶城。刘振山回去联络，我们就在党内外紧张地活动起来，准备起义。
14日晚，下起了雨，天黑漆漆的，对面不见人。晚11时30分，我悄悄起来，集合了本连的党员和各班班长，把情况讲了讲，就派出几个同志去收拾连部的人。他们正在睡大觉，我们一枪未放，干脆利落地把连长、排长、司务长、文书一个个从被窝里拖出来，嘴里塞上东西，绑到住处院子的柱子上。
把反动军官解决后，就叫起全连士兵，士兵们听说要去当红军，见连、排长已被擒，又见我是老长官，都高兴了。我们留一个班看犯人，其余八个班由党员班长率领分头出动，前去解决六连、七连和营部。六连派去两个班，因为这个连有党的组织，只要去帮助他们解决连部就行了。七连有几个班长是党员，本来也不成问题，可是在出发前不久，上面把这个连调到团部编为迫击炮连，又新从一团调来个七连，这个连里没有党和熟人的关系，但他们也恨黄埔军官，就派一个排去说服他们解决黄埔军官。此外，派了两个班去收拾营部。
他们分头出动， 我留在连部掌握情况。连部那个大挂钟，10分钟、20分钟，半个钟头过去了，还是听不见动静，这情况实在令人难耐。我正想派人去打探一下，突然七连方向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不多会儿，带队的班长派人来报告说，和七连打上了。原来，当这个排到七连门口同哨兵说明来意后，他让部队进去。因天黑下雨，战士到院里碰上小便用的洋油桶，声音震醒了睡觉的士兵，他们以为“共匪”来了，就向院里乱开枪。接着，派去六连和营部的队伍也传来消息，说是和敌人有了接触。由于天太黑，各部分的时间没有配合好，敌人听到七连枪响后，都有了警觉。幸亏六连党的工作强，在几个党员班长带领下，把军官解决了。这时离天亮只有一个多小时了，敌营部没有解决，七连有了戒备，而我们的队伍是刚抓到手的，还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硬打是不利的。于是，我决定把队伍收拢来，把五、六这两个连带出城去，在城郊的一个山沟里隐蔽起来。
拂晓时分，红五纵队和地方红军渡过城南的微源湖，开始攻城。敌营长本已被起义搅慌了神，慌忙带领七连弃城逃走。五纵队当即赶上去拦腰一打，七连全部缴枪，只剩个负伤的营长，带了几个随从人员跑掉了。战斗结束后，他们急忙赶进城找我，我把队伍带进城，见到了何长工、李灿同志。于是，大冶兵暴的首批队伍和红军五纵队会师了。
何长工
不久，驻阳新的一营一连党组织听到了消息，也积极行动起来。这个连党组织负责人是四班长白玉杰同志，1928年入党，曾毕业于新一师的军官训练队。他在一营一连很艰苦地做组织工作，发展了党，建立了领导核心。他得知大冶兵暴成功，就决定跟着起义。一天夜里，他把拉走ー、二连的行动布置好了，就去找一班长商量杀连长的事。不幸的是，白玉杰同志在杀了连长之后，被早就想把队伍拉出去当土匪的一班长给杀害了。这时，别的同志已把一、二连带出了城，由几个党员带领着到苏区找到了红五纵队。
一团和二团三营，在大冶和阳新兵暴后，开到了大冶城。三营也有党组织，九连战士王愚同志得知大冶、阳新起义消息，也乘机拉出来八九十人。
起义各连的队伍，先后来到红五纵队，把其中五个连合编为红五纵队的第二支队，决定由我当支队长，陈奇同志担任支队的政治委员。还决定把九连编为红五纵队的教导队。把五纵队的几个大队编为一支队，游雪程任支队长，郭一清任政治委员，五纵队扩大了一倍。至此，以前是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白军，变成了保卫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红军了。
大冶兵暴旧址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