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29日夜，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终年36岁。宋庆龄得知邓演达被害的消息后，从上海赶至南京质询蒋介石。12月19日，宋庆龄回到上海，在《申报》上发表了题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通电，斥责蒋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申报》刊载时题为《宋庆龄之宣言》。
宋庆龄
以下为通电内容：
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国民革命突然失却了领导，以致中辍。幸而当时在广州的党内同志严格遵守他的遗教，以群众为革命的基础，使北伐能于短期内在长江流域取得胜利。但是不久之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军阀和政客之间的相互争吵，造成了宁汉分裂，使党与人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
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也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致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
邓演达
五年以来，内战和政治阴谋循环不已。由于背弃了革命政策，各敌对的派系都向帝国主义者投降，并且不惜利用武力和最下流的手段。过去北洋军阀政客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因此，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孙中山的遗嘱连一天也没有真正实行过。
近来宁粤两派发生分裂，形成两个对峙的力量。双方各自指摘对方的缺点，又夸耀自己的长处。他们用虚伪的政治口号，比如“政治公开”、“民主统治”、“革命外交”等，作为欺骗中国人民大众的武器。但实际上，广州和南京这两派都以军阀为靠山，都在力争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欢心，而且都背叛并屠杀中国人民大众。
由于日本公然侵入我东北，广州和南京，这两个集团由于国难当前和舆论的谴责，都不得不暂时停止公开的战争，而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阴谋围绕着会议进行了三个月之久，争论的中心问题不外乎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职位的分肥。关于构成全国极大多数的农民工人的苦难和急需，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些敌对的派系，昧于自私自利，完全看不出个人独裁、党的堕落、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都是它们使国民党脱离了群众的结果。
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假如所谓“和平”与“统一”进行顺利，从而各派都满足了它的贪欲，那末“和平”不过是和平地分赃，“统一”不过是对群众进行统一的掠夺而已。绝不可能想象中国人民愿见这样的“和平”，或全国愿要这样的“统一”。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南京看到这种统一的第一个果实。仅在三天以前，在帝国主义国家使节的命令之下，这个“统一政府”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在不到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内，兵士和流氓包围了学生，棒打枪刺，把他们象畜牲一样地赶出城去。学生多人死伤，据报另有大批失踪。
暴行是在这样的时候演出的：一支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向锦州推进，而所有卖国贼和帝国主义分子正受到优遇、阿庾和保护。在口头上讲着革命外交、全民民主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人们到达南京后，这个暴行就发生了。可以明白地看出，新的统一的政府是由日、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成的，是服务于这群利害冲突的主子的，它将继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命令，镇压中国民族求解放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群众运动。
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
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