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互联网提供多样的选择性和可能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惧感。
后事实世界的兴起
互联网的出现已经急剧地改变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互联网提供多样的选择性和可能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惧感。互联网会引领人类走向光明，还是诱惑人类陷入黑暗？对很多人来说，这已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990年代互联网出现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西方，互联网几乎被视为新的全能者，赋予每一个人充分的自由。当时人们觉得，人类一切美好的理想，似乎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得以实现。的确，在互联网出现之后，世界发生了巨变。信息以极其廉价和前所未有的速度，到达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
尤其是社交媒体使得传统的信息控制成为不可能，一旦掌握了信息，信息便是权力和力量。人们要么用互联网脱离贫穷甚至发财致富，要么用互联网参与政治，甚至推翻他们所不喜欢和不能接受的统治者。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所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围绕着互联网展开的。无论是到处蔓延的包括“颜色革命”在内的政治突变（中亚、埃及、缅甸），还是英国的脱欧或者美国的选举，或者迅速崛起的世界民粹主义，离开了社交媒体就会很难想象。
在国与国关系方面，那些因为西方的干预而发生了“颜色革命”的社会，首先经历了社交媒体的威力。但不久西方本身也意识到，互联网不仅仅是西方影响其他国家的工具，也是其他国家影响西方的工具。这在2016年美国选举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俄罗斯被视为利用网络攻击，影响和操纵了美国的选举。网络也有可能促成非西方国家干预西方政治，在西方内部造成另类“颜色革命”。
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方内部，社交媒体也已俨然成为“体制外力量”推翻“体制内力量”的有效武器。这里所说的“体制内力量”就是传统西方民主的主体，既包括政治力量，也包括这些政治力量所占据的体制和组织。无论是英国的脱欧还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足以说明了西方的这些“体制内力量”并非固若金汤，社交媒体赋予“体制外”的力量足以推翻它们。而这个现象就很快被视为对西方民主的最大的威胁。
曾经相信西方民主是“历史终结”的美籍日裔作家福山，近来着文谈论互联网政治。在福山看来，在2016年极度反常的政治环境中，最令人称奇的便是“后事实”世界的兴起，即几乎过去被视为权威的所有信息来源都遭到质疑，并受到可疑的、来路不明的事实的挑战。（西方）民主制度面临全面困境的直接产物是，无法就最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
当一名读者所信任的信息并未在舆论场上占据上风，或者他所不相信的信息成为赢家的时候，他便会相信这一定是对手精心制造的阴谋的结果。相信所有机构都是腐败的，导致人们走进普遍不信任的死胡同。福山认为，假如缺少对公正机构的信任，而代之以渗透到生活每个角落的党派政治斗争，那么，美国民主以及所有的民主都将无法存活。
特朗普把昔日的信息权威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CNN等都视为“假新闻”，社交媒体（更确切地说是“自媒体”）成为他的“另类媒体”。与“另类媒体”一同出现的便是“另类事实”。当然，这不仅仅是像特朗普那样少数政治人物所持有的观点，也是西方社会相当普遍的观点，至少流行于普通人群中。
福山说得对，如果说互联网能够有助于人类进步，这是因为互联网赋权人们摆脱信息的控制者；再者，尽管人们所接受到的信息来自四面八方，但人们可以假定真实的信息一定会压倒虚假的信息，因为戳穿虚假信息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公布真实信息。
不过，“另类媒体”和“另类事实”的出现，使得所有这些传统的智慧显得那么“愚昧”不堪，甚至毫不相关。在很多人看来，世界已经分成了“光明”和“黑暗”两个领域，而他们之间的斗争甚至战争不可避免。
社交媒体对政治的影响
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吗？以上所讨论的这些现象，尽管只是少许例子，但已经充分展示了互联网改变人类的无限可能性。迄今，对互联网的研究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但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仍然极其肤浅，甚至不得而知。
歌颂互联网带来的“光明”或者诅咒互联网所造成的“邪恶”，都不能替代对互联网的理性思考。如果要理解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对社会政治的影响，首先就要探究其对人的影响，因为对人的影响是最基本的，其他方面的影响都是衍生的。
人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界定互联网的本质，但如果从互联网影响人类活动的过程来界定其本质，至少从社会科学的意义上，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正如法国哲人笛卡尔所言：“我思故我在”，人和动物的基本区分是：人是能够思考的动物。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给予我们人类什么呢？作为一种沟通技术，互联网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分散性、分权性、个体性、民主性、选择性等等。
在互联网世界，没有人可以像传统那样来垄断公共空间，每一个网民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无限的公共空间，提出问题并使得讨论具有公共性。不过，互联网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泄情绪的有效管道，互联网可以随意放大人们的情绪，无论是爱还是恨。
在这个新的公共领域，很多人都是随大流者，只做选择，而少了自己的思考。更有甚者，互联网成了表现者表现私性的有效工具，把所有私性方面的东西展现在公共空间。个体的表现欲一旦和互联网的获利性质结合起来，互联网更能把事物推向极端。
在互联网空间，也没有绝对的道德，所展现的都是个性化了的道德。传统上，“公共”表明对“私”的遏制和扬弃，“公”不见得没有“私”，但如果不能对“私”做一定程度的克制，就很难产生“公”。与此不同，在互联网空间，人们往往很难看到传统意义上的“公”，而所谓的“公”也仅仅只是众多的“私”的聚合。
这是因为在互联网空间，人们对信息往往只是作一种选择，没有综合能力，也无需综合，人们只是认同一种符合自己的一个符号、一个理念、一种思想、一个想象的社群、组织等等。经过符合“自我”的信息过滤，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微观，越来越缺少大局面。这就是互联网空间思想自我激进化的逻辑。激进的思维导致激进的个体行为，不仅表现在互联网空间，更是发生在实际社会领域。在互联网时代，激进的个体行为已经成为社会新常态。
集体行为成本和聚集效应
互联网不仅影响个体的思想、思维和行为选择，也影响甚至主导人们的“集体行为”。传统上，集体行为包含各种“成本”，即学术界所说的“集体行为逻辑”。但互联网空间的集体行为逻辑，和传统集体行为逻辑相去甚远。因为高度的分散性和民主性，互联网空间的集体行为的成本极低，而聚集效应又极高。也就是说，互联网空间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聚集众多的人群。无论就其组织功能还是传播功能来说，在政治上，互联网正在取代传统政党的角色。
传统政党也一直被视为平台，即聚集政治倾向性相近的人们去追求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不过，互联网和传统的政治平台又有很大的不同，通过互联网所作的政治动员，无一不具有强烈的民粹倾向性。因为是单个个人的聚合，没有任何过滤机制，民粹就变得不可避免。在今天的世界，无论是英国的公投还是美国的总统选举，互联网和政党合二为一，但民粹倾向性也越来越强。
在国际层面，互联网很容易把民粹转型成为民族主义。这里就出现了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一个国家的网络遭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攻击，攻击者既可以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也可以是和政府毫不相关的个体。
近年来人们提出了“网络主权”的概念，希望用来保障网络时代的国家安全。但网络有没有主权？网络主权怎样体现？所谓的网络就是把世界各个国家连成一体，不再有“边界”，有了边界就很难叫网络。既没有边界，也要保障安全，这显然是一对矛盾，仍然需要人们寻找有效的方法。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互联网那样提供了新的“人的条件”，但同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互联网那样，给人类提出了无限的挑战。面对互联网，人们甚至需要重新定义“人”本身。如果人们像以往的数十年那样，被动地顺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发展自己，人类可能会不知不觉转变成为了“非人”。人们在互联网空间所进行的可能只是一种“劳作”，而非“工作”，更非“行动”。
互联网给人们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但人们是选择成为互联网空间的动物，还是经“工作”成为人，或者经“行动”来创造意义，这并不取决于互联网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的主观选择。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主导着人类的未来，不仅仅是传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更是人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
从更深层次来说，人总是游走于天使和魔鬼之间，既有“光明”也有“黑暗”。互联网仍然是工具。既然是工具，“光明”的力量或者“黑暗”的力量都可以使用。不过，是“光明”还是“黑暗”并不取决于互联网本身，而是互联网生存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说得很对，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利益决定了人们的意识和行动。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今天的强势利益集团正通过各种办法，毫无限度地攫取利益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使得大多数普通人陷入困境。普通人有理由感到沮丧，感到愤怒。对于普通人，互联网就如他们的祖先或者前辈使用过的石头、棍棒或者枪支。
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互联网或许使得他们陷入“黑暗”，而对普通人来说，互联网则有可能通向“光明”。由此看来，改善社会环境才是促成互联网扬善抑恶的唯一方法。
（责任编辑：周金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