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是我在战争年代参加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负伤最重的一次战役。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央军委遂决定发起淮海战役。我所在的2纵4旅主要参加了迟滞和围歼黄维兵团、阻击李延年兵团的作战任务。
11月16日,鉴于南线决战的时机已成熟,党中央确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与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华野全歼黄伯韬兵团后,总前委决心集中中野主力在华野一部配合下,先吃掉黄维兵团;华野主力以逸待劳,挟住已被关在门内的杜聿明集团;同时以华野、中野各一部转向南线看住北进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刘伯承司令员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
11月下旬,纵队召开旅以上干部会,传达总前委关于歼灭黄维兵团的决心部署。各旅首长都极为振奋,争着要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挑重担、打头阵,纷纷表示上级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哪怕只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完成战斗任务。
会后,逐级进行了政治动员。连队的战斗动员,利用行军打仗间隙,自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战士逐步进行。各班排采取挑应战、表决心、谈心等形式,揭露蒋家王朝的反动本质,使大家认识到战略决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明确“打好了过长江、打不好过黄河”的意义。指战员们听说要消灭黄维兵团,群情激奋,纷纷请战,表示要在作战中立新功。每个同志胸章上都填写了血型和家庭住址,党员都把组织关系介绍信装在贴身的口袋里,做好了浴血疆场、慷慨赴死的一切准备。
我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是从淮北淝河岸边开始的。11月19日,我旅进至淝河马桥、邛庄一线,在北岸大堤上抓紧时间构筑工事。11团在蒙城西北的西阳集一带布防,在淝河岸边构筑了阻击阵地。此时,黄维兵团已渡过涡河,正向东北方向的淝河一线运动。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部队,下辖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约12万人,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比较强。我们的当面之敌为黄维兵团第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自恃机械化程度高,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当时,中原一带有些地方还不是解放区,国民党横征暴敛,搜刮民财。那里自然条件差,庄稼收成不好,老百姓的生活很苦。当听说要和国民党军队打仗,他们纷纷伐树木、搬家具,甚至把自家的门板和房梁都拆下来送到我们的阵地上。人民群众作出的巨大牺牲,官兵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顾疲劳和饥寒,夜以继日地构筑工事。
21日上午8时,敌第3师先头部队与我派出的前沿部队8连和团侦察排接触。我即与敌人展开麻雀战,战斗异常激烈。我们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英勇抗击,使敌丢下200多具尸体撤出邓庄。
15时,敌又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我团邓庄、邓家等阵地发起冲击。这一次炮火更加密集,我军部分阵地工事遭到破坏,人员也有一定伤亡。但指战员们越战越勇,越打越猛,与敌激战5个多小时,连续打退敌人五次冲锋,敌伤亡惨重,仓皇退去。在我军强有力的阻击下,敌人被阻于淝河南岸,不能前进半步。
战至天黑,我部完成任务,奉命后撤,以诱敌深入。团指定我连担任掩护,继续坚守阵地,到第二天拂晓再撤离。
原来一个团的阻击阵地,现在只让我们一个连来防守,其形势之危可想而知。连长决定1排在河边阵地监视敌人,2排、3排配置在河堤后面的村庄里,随时准备增援。那一夜,我们排在阵地上密切注视着敌人动向,不敢有丝毫懈怠。
天黑后,河对岸的敌军点起篝火,支锅做饭,人喊马叫,乱糟糟一片。入夜,敌人宿营了,嘈杂声也消失了。前半夜一直比较平静,午夜时分,突然发现几个敌人鬼鬼祟祟地向河边摸来。我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都集中到敌人身上,枪口不约而同地对准了他们。这几个家伙猫着腰,小心翼翼地往河边走。借着月光,只见他们一手提着枪,一手拿着秫秸秆,像是来侦察水情的。我数了一下,总共7个。他们刚到河边,指导员喊了声“打”,我手中的机枪就响了,一个点射撂倒了两个,剩下的转身就往回跑,侥幸逃脱了。也许正是这短暂的枪声,使敌人误以为我大部队还在,不敢贸然进攻,一直到拂晓都很平静。
东方渐亮,我连完成了掩护任务,飞快地追赶大部队而去。
11月22日,黄伯韬兵团被全歼,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中野首长决定在淝河与浍河之间与黄维兵团决战。
浍河位于淝河北面,宽20多米,河堤较高,河水齐腰深,敌人不易通过,是理想的阻击阵地。于是,我们2纵在淝河北岸进行了有力的阻击之后,主动后撤,步步诱敌深入,趁夜暗撤至淝河与浍河之间的白沙集及其以北地区构筑工事,准备协同友邻部队在淝、浍河之间围歼黄维兵团。
23日10时,敌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我浍河阻击阵地发起集团冲锋,企图打开浍河通道。在我连阵地前,敌人投入了两个多营的兵力,火力很猛,气势逼人。我们组织火力顽强抗击。敌人进攻的密集队形,为我们发挥手中武器的威力提供了有利条件。我手中的机枪一直响个不停,扫射之处,敌人倒下一片。在强有力的火力拦阻下,敌人撂下几十具尸体,向后退去。不久,敌人调整部署,又发动了6次冲击。每次冲击,敌人都会在我连阵前丢下几十具尸体。这样,阵地前横七竖八地躺着敌尸几百具,浍河水都被染红了。我连虽伤亡了十几名同志,但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我们在浍河北岸顽强坚守了一天一夜后,继续牵着黄维兵团的“牛鼻子”,向纵深诱敌。
24日上午,敌人渡过浍河后,占领了几个空无一人的村庄,并加快了对我军的追击速度。当敌18军进至忠义集、支坪集、杨庄、七里桥、朱口地区时,发觉北、东、西三面都有我军的纵深阵地,这才感到势头不妙,黄维即令各部于下午撤到浍河南岸,向津浦路固镇方向转移,向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靠拢,然后再北援徐州。敌在撤退过程中乱了阵脚,溃不成军。我中野主力趁机全线出击,展开向心攻击,迅速压缩包围。在我军打击下,敌人晕头转向,有的头脑尚未清醒就被打死,有的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此时,我团已绕到敌人背后,攻占了芦沟集、赵家集,配合兄弟部队紧紧封住“袋子口”。
25日8时,黄维兵团85军向东收拢。我2纵乘机出击,猛打猛追,打乱了敌人部署。4旅在旅长吴忠诚、政治委员刘明辉、参谋长赵晓舟指挥下,抓住战机,主动出击。当日夜,我旅进占了双堆集以西的马家楼、周围子、大小宋庄、周庄和杨庄等地,与友邻部队一起将黄维兵团12万人马压缩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纵横七八公里的狭小地域内。
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更坚定了我们围歼黄维兵团的决心。
黄维兵团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决定拼死突围,企图摆脱被全歼的命运。27日6时,敌以110师、18师、11师和118师齐头并进的态势向东南方向实施突围,企图撕开口子。关键时刻,埋藏在国民党军中的“定时炸弹”爆炸了——担任国民党军110师师长的共产党员廖运周,在敌突围的当口率部战场起义,打乱敌人的整体部署,使战场形势对我更加有利。我团乘势一鼓作气攻占了前周庄。
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黄维兵团只能固守待援。从29日起,敌人调整部署,将兵力迅速收缩集结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若干个村落内,并修筑了大量碉堡群,用坦克、汽车和其他器材构成环形阵地。我4旅当面之敌18军11师在双堆集西北周庄、腰周圈一带的每个村庄都构筑了多层工事。核心地堡配备了重机枪,外围地堡配备轻机枪,根据堡与堡之间的地形构筑了射击掩体。
要想尽快啃下这块“硬骨头”,迅速接敌是首要条件。为克服接敌困难,弥补火力不足,我军进行了工程浩大的近迫作业。每当夜幕降临,利用夜色作掩护,成百的人以一路长蛇队形隐蔽地向敌前沿运动,待尖兵离敌阵地六七十米时,便一起趴在地上,这样从我军堑壕到敌军阵地前,头尾相接,形成一条二三百米长的“人龙”。一声令下,就开始土工作业。眨眼工夫,就挖成百来个卧姿散兵坑,接着由卧姿挖成跪姿,很快又挖成立姿。一个又一个散兵坑很快连成一线,变成能隐蔽和运动大部队的交通壕。这些挖向双堆集的沟壕,一般距离敌阵地五六十米,有的甚至伸进敌人的鹿砦以内。
我和机枪班的同志们,吸取友邻机枪连之前因射击位置固定、战术死板,被敌打掉5挺机枪的教训,采取隐真示假、多点支援、变中求胜的战术,构筑许多简易机枪掩体,这样就能更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实践证明,越是大战恶战,越要特别重视战术的运用。这样,仗才能越打越精,才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取更大的胜利。
为了困死饿死黄维兵团,我军切断了敌人粮、水、弹药等补给的一切来源。敌人粮食没有了,水也不多了,由每天三顿干饭,变成一干二稀,再变成一干一稀,后来干脆只吃两顿稀饭,而且越来越稀。有的宰杀骡马充饥,有的为争抢空投食物发生火并。相反,我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物资保障非常充分。我军旺盛的士气和充足的后勤保障,与敌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针对敌军所处的困境,我军还在前沿阵地上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以瓦解敌军。我们用喇叭不断对敌人喊话:“别替蒋介石卖命了,打下去死路一条!”“解放军优待俘虏!”“你们也是受苦人,过来吧,我们这里有肉包子!”并在阵地前树立标语牌,有选择地释放俘虏往回带劝降信。我们还特意将馒头、包子摆在阵地前沿,通知敌人来取。半夜里一些蒋军士兵爬过来,吃饱了,我们还叫他们拿上几个回去。有时一下子跑过来好几个就不走了,甚至成班、成排、成连地投诚。这些生动的事例说明,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战役战斗的进程,适时实施攻心战术,对于削弱敌人的士气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骄横的黄维兵团不甘心被围歼,拼命作困兽之斗,几乎每天都以三四个团的兵力向外突围。
12月1日,敌18军倾巢出动。8时,敌11师调动10多架飞机、20余门火炮对宋庄阵地火力准备一小时后,以14辆坦克引导一个团的步兵,采用“滚肉球”战术向10团阵地进攻,妄图夺取一条生路。
我军指战员英勇战斗,顽强阻击。战斗中,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有一位连长,扛着全营惟一一门已无炮弹的无后坐力炮接连吓退敌人的多辆坦克。有一位指导员,三次被埋在敌人炮火炸翻的泥土里,他爬出来继续指挥战斗。当敌人突入阵地时,他带头冲人敌群,一连捅倒了5个敌人。有一位班长,一口气投出去200多颗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最后举着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12时,我连奉命与10团1营由顿庄、大宋庄向小宋庄实施反冲击。在反冲击中,我胳膊、后背、肩头三处负伤。
14时30分,敌纠集两个团,杀气腾腾地向我顿庄阵地冲来。一时间,阵地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我团指战员在团长刘元奎、政委金再光的指挥下顽强抗击,子弹和手榴弹打光后,就和敌人拼刺刀,阵地前到处都是敌人横七竖八的尸体。我连伤亡也很大。激战中,我身上七处负伤,棉衣十多处露出棉花。
不多时,敌人又冲上来,占领了一些阵地。阵地上呈现出犬牙交错、敌我对峙的态势。在一条交通壕里,敌我各占一头,相距仅几十米,情况万分危急。如果不尽快把敌人赶出去,后面的敌人就会趁机冲上来,阵地就有再次失守的危险。关键时刻,我发挥投弹又远又准的特长,将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投向敌人,接连投出几十颗,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我们乘势发起冲锋,又把敌人赶了回去。就这样,展开了你来我往的拉锯战,敌人四次突入我们的阵地,都被打了下去。
突然,敌人用轻、重机枪掩护着几个匪兵进至我们阵地左前方。只见几条火龙喷涌而来,刹那间烈焰飞腾,原来是丧心病狂的敌人调来了火焰喷射器。火喷到哪里哪里就燃烧,土地一片焦黑。有些战友被烧伤,几个伤势过重的牺牲了。敌人的凶残激起我们胸中万丈怒火,同志们打红了眼,迅速跃出堑壕,不等敌人反应过来,复仇的子弹和手榴弹已击中目标,不一会,这股敌人就被我们干掉了。
经过一阵猛打,我连已伤亡过半,工事严重被毁,我们在残存的堑壕里坚守着。指导员重新调整班排建制,指定了代理人和临时负责人,迅速组织火力配备,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
16时许,敌人像狼群一样猛扑过来。翟大元指导员一声令下,同志们一齐开火,敌人死伤无数。突然,一颗炸弹在指导员身边爆炸,巨大的气浪把他掀出好远。我也像被人猛推了一把似地倒在一边,身上好几处火辣辣地痛。我顾不上疼痛,急忙爬到指导员身边,只见他双手捂着肚子,鲜血顺着手指向外冒。我和段同顺要给他包扎,可他却说:“没多大事,你的机枪不能停,小段赶紧投手榴弹!”翟指导员坚持趴在交通壕里,察看战斗情况,并不断鼓励我说:“小李,你的机枪不要停下来,我给你压子弹。”说着递过一个带血的弹匣。
敌人像发疯一样死命往前冲。我们投出一排手榴弹,敌人倒下去一片,后面的敌人又呼啦啦涌上来。我拎着机枪,对准敌人猛烈扫射,枪管都打红了。待我回头看指导员时,他已从交通壕上滑下去,肚子下边露出一截肠子……
翟指导员牺牲了!同志们化悲痛为力量,一个个像被激怒的狮子,紧握钢枪,口中高喊着“为指导员报仇”,子弹雨点般射向敌人。
突然,敌机投下的一颗炸弹在我附近爆炸,随着“轰”的一声我便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冷风将我吹醒,我挣扎着坐起来。段同顺吓了一跳,对我说:“你怎么又活了?你死了一个多钟头了!”我活动着身子说:“老蒋没打倒,阎王爷不收我!”我感到头很疼,脸上黏糊糊的,还在流血,流到嘴里咸咸的。我顾不上包扎,抹了一把,继续参加战斗,一直坚持到晚上9点,兄弟部队接替我们的阵地。
战斗结束后,我被送进野战医院。我面部血肉模糊,全身百余处有伤。医生从我头部、肩部取出较大弹片32块,微小的难以细数,我戴的粗布黄色八角帽上留下大小弹洞42个,最大的一块打在我左眼眉上方,右眼曾一度失明,后来恢复到0.3左右。这块弹片虽没有夺去我的生命,却让我留下终身头痛的后遗症。我75岁那年在医院体检时,从面部CT片上还能清晰地看到仍留存的几十处弹片阴影。
我连在顿庄阵地上,先反冲击,又抗冲击,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守住了阵地,毙伤敌700多人。连队撤出阵地时,只剩下战斗员12人,而且全部负伤。战后,11团被第二野战军前委授予“后起之秀”锦旗,4连荣获“猛虎连”称号,我荣立大功,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将其彻底歼灭。之后,又有力地阻击和杀伤了国民党李延年兵团。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歼灭了杜聿明集团。
1949年1月10日,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战役历时66天,歼敌55.5万人。这一胜利,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使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南京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下,为后来的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责任编辑:黄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