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守志，原名向守芝，1917年11月28日出生，四川省宣汉县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他历任班长、副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副支队长、副旅长、旅长、师长、军参谋长、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西安炮兵专科学校校长、炮兵技术学院院长、军委炮兵副司令员、第二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广元、昭化、陕南、反“围攻”、黄崖底、神头岭、响堂铺、巨鹿、新河、磁武涉林、林南、元获、邯郸、豫东、定陶、豫北、洛阳、宛西、郑州、淮海、渡江、粤桂边、西昌、川南剿匪等战役战斗，参加了长征、抗美援朝，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7年9月2日，向守志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100岁。
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战员，大都是工农出身，像我这样的穷苦伢子，自加入红9军那一天起，就把红军当作了自己的家。
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曾经有过3个红9军。我所在的红9军，是1933年6月底，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南江县木门召开军事会议时，决定将第12师与巴东市、巴中、恩阳、仪陇、阆中等县独立团、独立营合编组成的。当时军长是何畏，政委是詹才芳，许世友是副军长，王学礼是参谋长，王新亭是政治部主任，辖第25、第27师，共1万余人。
我带区游击队来到红9军76团报到时，第一个看见的是76团的副团长刘昌毅。他那时才20岁，年轻、精神、充满朝气，作战非常勇敢，嘴上被敌人子弹击中，留下一块伤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刘豁子"。他见我个子很高，高兴地上下打量，说：“行，才16岁就这么大个头！”我带来的这支游击队编入第76团2营4连。营首长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新战士。当时，营团首长都找我谈话，说：你是游击队长，我们想让你担任其中一个排的排长。
我稍加思索，便如实地说：“首长，这个排长我不能当，我年龄小，管不住人，还是让我当战士吧！”红军中的“官”，是勇敢和不怕死的代名词。我不要当排长，并不是怕死，而是感到自己太年轻，没有经验，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要想指挥好一排人，自己首先要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我当红军前就想好了，参加红军，就要从战士干起。再说现在的红9军，由大名鼎鼎的猛将许世友担任副军长，是一支能攻善守的正规部队，只有具备丰富的战斗经验的人才能担任指挥员。
红军里有一句深入人心的战斗口号，叫做“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是每一个红军指战员的自觉行动。在我的眼中，红军干部和共产党员历来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革命队伍里战场纪律非常严格，真正是铁的纪律。团长、营长打不好仗，就撤下来去扛米袋；个别贪生怕死贻误了战机造成战斗失利的，毫不留情地要军法处置。
在我们红9军，许世友副军长是个出名的不怕死的硬汉子，每到战斗关键时刻，他都会拔出肩上特制的鬼头大刀，率先冲向敌人，刀光所至，敌人血肉横飞，倒下一片。我们76团的政治处主任徐斌洲，一只眼睛在战斗中被流弹击中，成了独眼龙，外号“徐瞎子”，照样威猛无比。从这些红军干部身上，我们这些新战士读懂了什么叫“不怕死”。
在红军连队里，一般认为最不怕死的是4种人：一个是连长，靠前指挥，冲杀在最前线；一个是打旗兵，那时红军每个连队都有一面鲜红的连旗，打仗攻山头时，战旗不能倒，打旗兵扛着旗子跟着连长冲，直到把红旗插到被我军占领的阵地上；再就是号兵，每个连队都有一把号，战场上，号兵吹冲锋号，必须从战壕掩蔽处站到制高点上吹，军号才更加嘹亮，鼓舞战士们奋不顾身地杀敌；还有就是传令兵，后来统一改称为通信员。那时，由于红军官兵文化都不高，连长下达战斗命令，先由连长口述一遍，传令兵复述一遍，准确无误后，再冒着生命危险到各排传达。
狡猾凶狠的敌人在和红军作战时，最怕红军连队的这4种人，也最恨这4种人，总是想方设法要干掉这4种人。所以，在红军基层连队，这4个岗位流血牺性的也最多。
我没有当排长，最早就是当连部传令兵。我注意向连长和战友请教学习、既做到反应快、记忆好，又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机警灵活地完成任务。记得一次传令途中，遇到红91师师长徐深吉。他说：“你是参军不久的红小鬼吧？看样子顶能干的。要好好学习，大有发展前途！”“是！请首长放心。”我一字一句坚定地回答。
在红军时期，地方农民暴动，使用的大多是大刀、长矛和梭镖。刚入伍的新战士最向往的是老兵手中从敌人那儿缴获来的乌黑发亮的钢枪。我从参加红军的第一天起、做梦都想手中有一支钢枪。但我梦中渴望拥有的不是普通的枪，而是连里惟一的一挺马克沁重机枪。
在我当了一段传令兵后，一次在战斗间隙，刘昌毅副团长来到我们连队。他亲切地询问了我的战斗生活，问我还有什么想法，这时我想起了连队的那挺马克沁重机枪，这是我朝思暮想的武器，便说：“我个子高，让我扛机枪吧。机枪能多消灭敌人！”
刘昌毅笑了，点点头表示同意：“好吧，我和你们连长讲一讲，你要努力在战斗中接受锻炼，早日成为优秀的机枪手。”
就这样，我便当了一名机枪手。
重机枪是机枪家族的“长子”，它装有稳固的枪架，射击精度好，能长时间连续射击。但全枪较重，枪身25公斤、枪架40公斤，需要3个人抬着行军，也可分解搬运。当时，我们连只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是全连官兵心目中的宝。这种机枪的理论射速约为每分钟600发，它以密集火力对集团有生目标有着较大的杀伤作用。我刚当机枪手时，看到马克沁重机枪都是由战士抬着行军，我挑着两箱半子弹跟在后面行军，一有空，就跟着老机枪射手学习射击技术要领。
射击是红军战士的基本功。当时红军部队的弹药奇缺，一支枪一般只有几发子弹。这几发子弹怎样使用，大有讲究。一般冲前锋打一两发，打的是排枪，造成声势，压倒敌人。接着大家端着枪勇敢地往前冲，节省子弹，不准打枪。在追击时，遇到敌人开枪就要百发百中，如果平时没有过硬的射击本领，就会浪费弹药。
要做到百发百中，平时就要刻苦训练。在训练中不准打实弹，因此，我们特别重视苦练单手无依托举枪瞄准，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和战友们都练出了一手好枪法。就拿轻武器射击来说，我单手举枪瞄准，可以坚持20分钟，瞄准和射击精度很高，在团队里还有点小名气。
平时训练多流汗，战时杀敌少流血。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在战场上懂得了流汗与流血的辩证法。红军的战斗是频繁惨烈的，训练也是艰苦的。
掷手榴弹是红军战士的一项基本功，不仅要求投得远，而且要求投得准。平时没有事的时候，我就经常在野外抛石子，一练就是很长时间，直练到手臂酸痛难忍才罢手。
可别小瞧这项功夫，练好了它，到投手榴弹的时候，就会投得准，投得远。当战斗进行到最残酷的阶段，往往子弹打光了，这项功夫也会派上用场——抛石子打击敌人。
当时红军的规模在不停地扩大,很多人，昨天还是农民，今天就是红军了，连枪都不会放。
我们老班长上过随营军校，单兵战术那一套受过相对正规的训练。在进攻时，他利用地形地物机动灵活，懂得侧面接敌，善于运用匍匐和跃进相结合的冲击方法。有一次，班长介绍自己的战斗经历：“我参加过那么多战斗，每次都往前冲，遇到过那么多危险，枪林弹雨里一次次闯出来，汗毛都没掉一根，你们说为什么？”
我们新兵个个面面相觑，回答不上来。
“告诉你们，刀枪不入的窍门只有一个，那就是训练，练出一身机动、灵活、过硬的战术动作。”
说完，班长把我们新兵带到野外。接着，他就自己做示范，定好目标，首先在前方选好隐蔽物，计算好时间，然后开始冲击。什么时候跃进，什么时候匍匐，什么时候正面猛冲，什么时候侧身接敌……这一套做得从容利落，看得大家心悦诚服。
这次班长的示范动作对我的启发很大，从此，我开始有板有眼地练单兵战术，一边练，一边自己揣摩。
战争，是残酷的，但战争也是一门艺术，这其中的奥秘是无穷的。
现代人都爱说“时间就是金钱”，但在红军战士的心目中，时间是生命，时间是胜利。打仗时要抢时间，捕捉战机，连日常生活节奏也不同于游击队，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快。
行军快，睡觉快，就连平时吃饭也要求快。譬如就餐，一个班就餐，值班员把大家的饭都盛好。全班围坐，等哨子响后，才一齐吃。红军吃饭绝不允许有人说话，满屋子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喝稀饭的吸溜声，争分夺秒。时间一到，一声响，不管吃完没吃完，都得放下碗。
以前，我没有想到红军的就餐是这么个吃法，刚开始时总是吃不饱。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逐步养成了快吃快嚼快咽的习惯，后来想慢也慢不下来了。直到现在，我还是保持着吃饭快的习惯。
艰苦的红军生活，成为我锻炼自己的最好机会，我自觉主动地适应军旅的战斗生活，完成了由农民向革命军人的转变，直到最后完全习惯了军旅生活，而且深深地爱上了军人这个职业。
本文据《向守志回忆录》整理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