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记者黄婷 宋志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其著作《之江新语》中说到:于细微处见精神,于细微处也见品德。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近日,《祖国》记者采访了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管理系原主任芦继兵,在他的讲述中,开国大将许光达正是这样一个人。
芦继兵,曾任坦克连长、装甲参谋、团司令部参谋长、坦克团团长等职,后任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管理系主任。从坦克兵到坦克团长,芦继兵与坦克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也让他与新中国首任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的许光达大将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跟许光达大将没有见过面,但我们却有过多次‘神交’。”采访一开始,当记者问到芦继兵是否见过许光达大将本人时,他如是说。为什么说是“神交”?芦继兵向记者道出了原委:“首先,我是装甲兵出身,在任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管理系主任时,和时任副院长的许光达大将之子许延滨一起工作过许久,时常听他说起大将的事情;其次,就是2002年和2007年,在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讲课之余,在许延滨的建议下,先后两次去过大将的故乡——长沙县东乡萝卜冲,在当地了解了一些大将的事迹;还有就是2006年,我受邀参与筹备、编辑《许光达军事文选》一书,在这次参与编纂过程中,我有幸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查阅资料,翻看了大量许光达大将亲书的笔记和文章,对许光达大将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边说,边给记者拿出了《许光达军事文选》这本书,和一摞复印的许光达大将在苏联军事学校学习时亲笔记录的笔记。看到这一张张记录的虽然密密麻麻,但却工整、详细、专业的笔记,记者顿时被许光达大将远见卓识的军事谋略、爱国救国的远大抱负、严谨谦逊的学习态度、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和求知若渴的迫切心情所深深折服。
许光达大将是新中国首任装甲兵司令员,他创建和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进行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在政治工作、战备训练、技术建设、院校教育、军事学术、装备科研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在装甲兵建设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装甲兵之父”。
在芦继兵看来,许光达大将取得的这一系列的辉煌成就和为国家为军队所做的突出贡献,都与他认真刻苦的学习精神分不开。
1926年春,许光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并被选入需要有文化知识基础,并且难度较大的炮兵专业学习。芦继兵说:“黄埔军校炮兵科的学员,都要求有很好的文化知识,没有文化知识,对于战斗装备上的一些原理和技术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比如,坦克炮筒在天气热的时候,会因为受胀炮口微微朝下,天气冷的时候,炮口会微微往上,所以在对准目标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去调整。这也是炮兵科的人对方位、角度通常都比别人敏感的原因,而且要知道如何精确测量和定位。这些,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肯定是不行的。”
1932年,许光达到苏联养伤,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开始接触国际先进武器装备的知识和思想。因为图书馆书籍不能外借,于是,许光达整日泡在图书馆里,抄写相关书籍,书上的文字都是俄文,许光达就一边抄写一边翻译,就连文中的图片和注解都详细认真地抄录下来,并不时地加入自己的见解。也正是在这个抄写过程中,使他对装甲兵的学习更加深入透彻。“当时中国红军的武器装备都比较落后,坦克在战争中的应用并不广泛,中国红军对坦克的认识也很有限,但许光达大将当时却很有远见,他料定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将来会在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所以,他不是随便学一学、抄一抄的,而是带着救国救民的思想来做这件事。”芦继兵说。事实证明,后来这些材料果然派上了用场。1938年,许光达回到延安,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训练部长、教育长和第3分校校长,这些宝贵的军事资料,成为抗大的军事教材。
手捧着这些笔记,看着上面一笔一划的字迹,让人好像穿越时空,来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列宁学院的图书馆,在透过厚重雕花窗户洒进来的微弱阳光中,在昏黄的灯光下,有位中国青年正埋头苦读,做着笔记,身前的桌上堆着厚厚的一叠书。他不时抬头从其中查询相关资料,然后不停歇地继续手头的工作,他眼中迸发出对知识的渴望,因而眼睛显得格外明亮。他不知疲倦地和时间赛跑,他不仅是为自己读书,而是肩负着回国后报效国家的使命。出生在和平时期的青年学生们,可能大多不能理解在那个战火纷飞、救亡图存的年代“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使命感,但这一场景仍让人动容。
许光达在学习知识上的细致入微令人叹服,而他在用兵打仗过程中的谨慎认真更是令人钦佩。
芦继兵打开《许光达军事文选》,给记者指出许光达在每次战役后,记录的人员伤亡的情况。这些记录甚至细致到士兵伤亡的数量和牺牲的原因,比如,集结的时候耽误了多长时间、哪个地方受伤的士兵多等这些一般人留意不到的细节也都有记载。为了广泛听取意见,除上场杀敌的战士们以外,许光达甚至还会去收集后勤部队等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这种详细的记录、反思、总结,很好地为下一次作战积累了经验,大大减少了相似状况的伤亡情况。”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文字,但芦继兵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他可是三纵司令啊,这些完全是不需要他去统计的,可他从来都是亲自做这些。这些其实需要耗费很多精力,但是许光达就是这样一直坚持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现代化的装甲兵部队。1950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许光达任司令员。从此,装甲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出现在人民解放军序列中。
装甲兵成立初期,坦克数量十分有限,多是缴获来的,比较陈旧,有的已经破烂不堪,解放军培养的官兵懂得坦克技术的又为数不多。装甲兵领导机关成立后,许光达向中央军委提出购买苏联坦克以装备部队。
1950年11月,中国从苏联首批购进10个坦克团的装备,主要为T-34/85中型坦克、IS-2重型坦克和SU-122自行火炮,部队在苏军官兵的帮助下,以连队为单位按专业分组进行了3个月的新装备训练。芦继兵回忆说:“许光达司令在接收武器装备的时候,没有只接收技术,而是接收包括前期的训练思想,中期的使用,后期的保障,这一整套的训练体系、训练器材和训练方法,这种做法当时在全军是很先进的。”
装甲兵建立之初,面临着从零开始的重任。许光达意识到未来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他把人才培养作为一项重大任务,领导组建了多所装甲兵院校和多处培训基地,形成了培养装甲部队各级指挥干部和各类技术人才的体系,并亲自兼任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他针对装甲兵的特点,强调“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大力加强装甲兵技术工作,有效保障了部队的战备和训练。截至1965年,装甲兵院校共培养出各级各类干部27200余人,技术兵员14900余人,保证了当时装甲兵建设发展的需要。但后来,林彪对此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人不在多,在精”,于是提出精简学校,缩短学习时长。他的提议获党中央通过后,装甲兵学校减少,学习时长也从4年缩短为10个月。许光达虽然当时并不赞同这个做法,还是服从了党组织的安排。并给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罗瑞卿写了一封反思信。“后来十几年的事实证明,许光达司令的倡议和做法是正确的,在‘文革’后不久,学院又恢复了四年制。”芦继兵说。
“现在装甲兵的发展比起老司令那会,已经发展的更高更深。在《许光达军事文选》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建设目标不高,有1000辆坦克,11个旅就满足了,而我们现在已经有16000辆坦克,而且全军实现了机械化,我们的原定目标是2020年实现,已经提前了3年。”芦继兵背光坐在窗前,看着桌上摆放着的几本关于许光达大将的书籍,动情地说道:“老司令地下有知,会欣慰的。”
许光达同志的名字始终与人民装甲兵的发展紧紧连在一起,他的卓越贡献将永远载入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史册。
刘胡兰和王杰的故事家喻户晓,两人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曾经激励过一代人。可却鲜有人知道,这两位英雄烈士事迹的发现者正是许光达大将。
芦继兵向记者讲述了两位烈士的英雄事迹被发现的详细过程。
1947年冬至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有领导、有秩序的大规模民主整军运动。1948年3月,毛泽东将其概括为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采取“两忆三查”的办法,即忆阶级苦、忆民族苦和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很多士兵,尤其是从国民党军过来的士兵,纪律比较松散,士气不高。通过“两忆三查”,回想起自己被地主迫害而惨死的家人,情绪被激发出来,渐渐使情况得到很大改善。“当时忆苦的时候全场都哭,因为都是苦出身,场面很有煽动性。之后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劲上来了。”芦继兵说。
1947年,被任命为晋绥野战军代参谋长的许光达率队攻打孝义的时候,接到关于文水县云周西村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报告,深受感动,立即派人前往刘胡兰家乡参加祭奠,收集材料,用刘胡兰的英雄事迹教育部队,同时上报晋绥军区和中共中央军委。不久,毛主席知道后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的事迹,被当时的晋绥军区的战斗剧社和独立第二旅剧社很快编排成了歌剧《女英雄刘胡兰》,对启发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激发战斗意志,起到了很大作用。讲到这,芦继兵说:“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原来,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导演严寄洲,当时正好在这个歌剧里扮演铡死刘胡兰的大胡子连长,解放军士兵们在观看时,被激起极大愤怒,忘了是在看戏,当场拿出枪,把子弹推上膛,想打死台上的严寄洲,还好被旁人拦了下来,场面十分惊险。后来每演到这段时,严寄洲都心惊肉跳。部队领导也担心再发生类似事件,下令士兵以后看戏一律不许带武器。
“这说明刘胡兰的英雄事迹作为典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看到了国民党对人民的残害,知道不能成为这样的人,而且还要打这样的人。怎么提高觉悟,就是忆苦,是地主坏,所以要打地主,知道为什么要打仗。蒋介石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给士兵发枪发钱发粮食,士兵士气不高,怎么到了共产党那里反而士气那么足。这就是因为找到阶级根,找到阶级苦。过去是为别人卖命,现在是为自己报仇,为穷人翻身。”
1965年7月,时任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接到下属部队的一份事故通报:坦克第二师工兵营第一连五班班长王杰奉命在江苏邳县张楼乡执行训练民兵任务时,炸药包意外爆炸牺牲。
7月14日,王杰在江苏邳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训练埋地雷,经过了十几天的训练,基础地雷已经教过了,当天要进行最后一项训练,也是最复杂的“绊发防步兵应用地雷”实爆。这种试爆,王杰已经非常熟练,但他在讲解的时候,围着的人群有人碰到了地雷,导火索被拉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杰转身扑到了炸药包上,当场牺牲,年仅23岁,在场的人全部获救。
这件事当时被认为是“一起由于技术原因造成的重大事故”而上报。许光达大将得知后,认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按王杰当时所处的位置和他的专业知识,如果他想躲开,完全可以利用地雷爆炸形成的15度安全角立刻趴下,但四周的人群却有生命危险。结果王杰却是扑到了炸药包上面,这明显是在救人。
于是,许光达让部下重新调查和总结,就在这时,他收到了来自区县的表扬信,称赞王杰的举动是舍己救人,要求表彰王杰。不久,调查结果出来,正好符合许光达的设想,王杰正是用自己的身躯保护了在场的所有人。于是许光达大将把王杰的事迹报了上去。
很快,《解放军报》发表了王杰的英雄事迹,号召全军向王杰同志学习。周恩来、朱德、许光达先后为王杰题了词,国防部授予王杰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的荣誉称号。毛泽东主席根据王杰的英雄事迹,对“两不怕”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并题词:“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就这样,一个险些被责任事故埋没的英雄,恢复了他本来的面貌。
芦继兵在一篇纪念许光达大将的文章中写到:“许光达慧眼识英雄,别人没注意的地方他注意到了,别人没看出的深刻意义他看出来了。要知道我国漫长的革命历程中英雄烈士很多,毛主席只给几个人题词了,而许光达宣传的两个烈士毛主席都亲笔题词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许光达,也许刘胡兰和王杰的英雄事迹就淹没在浩瀚的革命历程中了。”
1951年3月,朝鲜战争进入第二年,在志愿军部队的防御阵地上,突然出现了一支协助作战的坦克军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重型武器,让志愿军战士感到无比的惊喜和振奋。参加作战的正是装甲兵部队首批入朝的先遣团。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刚刚组建还不到半年,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担任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决定,将原定一年的训练期缩短为三个月,并毅然起用了“轮番作战锻炼部队”的新的作战计划。“也就是一边训练一边参战,在实战中提高坦克兵的战斗力。这种大胆的做法,在所有国家装甲兵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芦继兵说:“许光达司令的军事谋略和过人胆识可见一斑。”
就这样,仅有的几支装甲兵部队,陆续被派往战场。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月的训练学习,坦克成员的技术还算不上熟练,但是他们驾驶坦克威武地出现在战场上,发挥了震慑敌胆的作用,也极大地提高了志愿军作战的士气。
装甲兵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吸引太多的注意,可是在参加了抗美援朝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声名鹊起。
1959年10月1日,建国十周年阅兵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当拖着大炮的“五九式”履带牵引车和坦克组成的钢铁巨流,发着隆隆的巨响,首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接受国家的检阅时,全世界为之震惊。受阅的装甲兵方队由99辆坦克组成。排在前面受阅的第一个装甲兵方队,装备了中国制造的“五九式”中型坦克,这是我国自主制造的第一代主战坦克,性能优良,有各种最新式的技术装备和强大的火力,当年定型,当年投产,当年装备部队并参加国庆阅兵。
许光达大将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铁流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那一刻,许光达心里充满了欣慰和自豪。从此,装甲兵的武器装备走上了国产化发展的道路。
1964年6月,全军大比武,装甲兵精彩的射击表演,给现场观看的毛泽东主席和共和国元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让令人高兴的是,这支当年只是停留在构想中的机械化部队,终于开始了茁壮成长。想到“建设一支机械化部队”的承诺得到实现,许光达的脸上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而在他的心底,始终饱含着对这支装甲兵部队的无限希望。
如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已由初创时单一的坦克兵发展为以坦克兵为主体、包括炮兵、机械化步兵、导弹兵、防空兵、防化兵、侦察兵、通信兵、工兵等诸兵种合成的装甲机械化部队,具有强大突击力和战斗力的高技术兵种。近年来,装甲兵部队深入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不仅拥有装甲部队、机械化部队,而且创建了两栖机械化部队、轻型机械化部队和装甲数字化部队,向着精兵、合成、高效的目标稳步迈进。
铁流滚滚震四方。中国新一代陆军装甲兵正以崭新的雄姿昭示世界:在未来战争中,他们是一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铁甲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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