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作品”（《轻寒》《碗》《方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45.00元、42.00元、55.00元
金宇澄（摄影：王寅）
金宇澄为新书《碗》所绘插图
上世纪60年代末，不到二十岁的金宇澄随时代洪流从上海到黑龙江的农场，一待就是八九年。那段知青生活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成为他写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年轻时热爱文学，很早开始写小说，后来做了多年文学编辑，经手无数或精彩或平庸的文稿。有这几十年人生阅历与写作锻炼、文学鉴赏力打底，他六十岁时写出《繁花》这样成熟的佳作实在是水到渠成，2017年出版的《回望》讲述的是他父母的往事，呈现出他在写作上的更多可能。
今年早些时候，金宇澄的《方岛》《轻寒》《碗》三本书同时问世，其中收入的多为他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方岛》包括九个短篇，《轻寒》则是中篇单行本，《碗》一书比较特别，收入他关于知青岁月一段回忆的同题不同体裁两部作品，《碗》是非虚构，《苍凉纪念日》则是小说。这些文字的写作时间跨度差不多三十年，地域则涵盖东北乡村、江南小镇和上海，与《繁花》《回望》相较读过来，他这些年的写作脉络隐现其中。
此前金宇澄来到北京和作家笛安对谈，活动主题为“制作时间标本的人”，联想到他的写作，耐人寻味又恰如其分。他就是在用文字一点点把时间具体成作品，留下来。金宇澄的写作保持着可上溯至明清话本小说的某种传统，提炼生活经验与见闻，用精心营造的故事细腻刻画人间百态。
在他现在的年纪，写作或画画，仍有热情和悬念，是很难得的状态。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他所流露出来的诚恳，理性，从容，和他的写作本身相契合。
中华读书报：这次集中推出的三本书中的作品，写作上其实是早于《繁花》《回望》的，以您资深文学编辑的视角回看这些作品是怎样的感觉？您是那种时常对旧作进行修改和调整的作家吗？
金宇澄：这三本中的《碗》，写于《繁花》之后；《方岛》是中短篇集，内容很有特点，经得起当下读者的挑剔，改动很少；常常改动的旧作是《繁花》，单行本的前十个印次，我每次都有三四张A4纸的修订，责编很不习惯。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作品中，《碗》的个人情感流露是不多见的，这部作品的内容基于您当年在东北插队的记忆，“亲历”以及非虚构决定了《碗》的情感基调？
金宇澄：在我熟知的范围里，即使是非虚构方式，回顾以往，难免叹息，就比如回头看属于我的这一伙人，一路留下来的、积压下来的内容，难免情感意味的流露——发现这些往事仍然堵在某一个瓶颈，没什么答案和出口，仍然引发那么多的波澜。
中华读书报：不过，在这样的非虚构写作中，其实也还有些文学性存在，有些写法也有点小说的味道。您此前在北京与作家笛安的对谈中以《碗》为例，您坦言在非虚构写作中亦有小说写作般的处理。在您看来，如何把握小说写作和非虚构写作间的界限和分寸？
金宇澄：非虚构属于文学的范畴，就该有文学性。其实毫无虚构的非虚构，是不存在的，比如说，记录一件真实的事，完全按照当事人口述实录，也难免有个人的色彩，一经口述、转述，就有了个人色彩的虚构。40年前马蹄溅雪，落在我脖子里的感受，究竟是当时的事实，还是我现今的想象？这界限是说不清了。往往是在抒情部分、描写部分，非虚构方式很容易跨入到虚构领域，这是无伤大雅的。
另外来说，追求一种更大程度的生活真实、文学的真实，可以这样把握。如今我更喜欢非虚构的文字和影像——大概这个时代人人都这样吧，因为每天那么多真实讯息蜂拥而来，那么快捷的网络传递，形成这个时代求真的口味，这不是20年前的阅读需要，是现在的需要。因此说，虚构或非虚构，都不能满足于早前的老标准，要有很多的手法交融，目的是建立一种更真的文学样式。
中华读书报：已成回忆的人生是无法假设的。那几年的东北插队经历，对您后来的人生乃至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金宇澄：对我这个江南上海人，有这个经历，眼界会更宽，也更懂得两地差异，更能体会温暖和寒冷的滋味。
中华读书报：您在对谈中还提到，会尽量在有回忆成分的写作中淡化一些年轻读者不易理解的说法，比如您不太用“知识青年”“知青”这样的字眼。但这些字眼本身就是时代印记的一部分，保留不是更好吗？
金宇澄：“知识青年”已经用滥了，事隔了几十年，假如改用“小青年”“青年”“年轻人”来面对如今的青年读者，应该是更自然、更有对照意味的，也有去除了旧套路、旧尘灰之意，告诉如今的年轻人，这书里讲的并不是他们的父辈，是普通小青年的事，是属于他们懂的范畴——青年和青年，是最相通的。
中华读书报：《碗》和《苍凉纪念日》的同题写作，小说在先，非虚构在后，这是遵从于不同阶段、顺其自然的写作状态，还是有心设计的？
金宇澄：《苍凉纪念日》写于1990年代，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到了2010时会重写一次，而且是用非虚构的方式，直接就来真的。我也根本想不到，会以同一个事件，用虚构和非虚构样式，印在同一本书里，有没有雷同啊？它们确实一点儿也不重复，人物、故事、情绪、风景等等，好像都不一样了。整体来说，《碗》是那么的自由自在，《苍凉纪念日》就显得更单纯了。
中华读书报：和《繁花》相比，写于80年代的《轻寒》今天看来是有些先锋色彩、带些实验性的写作，从《轻寒》到《繁花》，再到非虚构的《回望》，这种题材和叙事方式上的变化，对您来说是必然的吗？
金宇澄：有变化是必然的。《轻寒》的写作年轮，同现在的样式多么不一样，读者可以借此看到当年实验文本运动，有多么影响作者的状态。《轻寒》的样子几乎是《繁花》的反面。两者没任何继承的痕迹，我记得批评家程德培这样说过。
中华读书报：与很多同龄作家相比，您对于网络世界的熟悉和接受程度算高的，就如同当年您是先把《繁花》发在网上的，还会根据网友反馈来进行写作上的一些调整，这样做自然有其必要，但您考虑过其中的弊端没有？
金宇澄：这个问题一直被问，大概只有经历了每天写了就发的作者，才有另外一种体验。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末民初的连载作者，都是每天写了就发的，每天看到读者的反馈。欧洲沙龙的朗读，也是写了一节，一首诗，就念给读者听，尤其长篇的每日连载，作者在第一时间就接触到众多从一而终的读者，就享受无数的读后感，这是一种极奢侈的写作过程。我最近看一老编辑的回忆，1980年代初，在外地为一位作家改稿，当时的出版社，都有专门给作者改长篇的招待所，以我现在的角度立刻就会想，就凭一个编辑的个人意见，作者就改？这“个人意见”不对怎么办？是有风险的感觉。虽然我这老编辑，常常也发表“个人意见”，我竟然也会在作者立场上这样想？是因为我有另一种写作的经历。说到弊端，面壁多年的作者，也是有弊端的。
中华读书报：您在写作上的心态很开放，也坦承是会考虑读者感受。但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阅历的作家和读者之间，差异或者说代沟还是存在的，在写作上尽力缩短或者弥合这种差距是必要的吗？
金宇澄：如果在“了解读者”的情况下写作，应该能更严谨一些。
在我眼里，所谓网络写作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连载。我最大感受是，第一次面对真正的读者，网上每天的更新，同时领略到读者的复杂背景和挑剔，让我养成了谨守“熟知范围”的这种叙事姿态——作者的叙事范围，其实都是窄的，哪一天我只要偏移了自己不熟的领域，读者就会提出疑问，就会提醒你，因此我充分感受了“读者比作者更聪明”、读者藏龙卧虎、读者里有一百个编辑老师、他们更懂文学的感受。这种种感受，是面壁写作者完全领略不到的。“为读者写作”，是我在这过程里一直这么想的一句话。
我们的常规就是，作者花了数年写的长篇，经过几位编辑，最后印成了纸书，然后，是开讨论会、朗读会，这些讨论和朗读，其实都集聚了关于作品不少的疑问，但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作品已经印成了书，无法改变了。假如出版社面对一部重要长篇，是在纸书之前，就召开重要的讨论会、朗读会，有没有更实际的意义？但是这可不行啊，作者尊严在哪里啊？我是那种特别爱听意见的作者。
中华读书报：从古至今，上海（或者将范围扩展到江浙沪）始终是“世情小说”作家的沃土，从冯梦龙、凌濛初，到写出《海上花列传》的韩邦庆，再到张爱玲、王安忆，也包括您，再到年轻一代的小白、张怡微等等，对于人情世故、市井民情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内心的微妙关系都写得到位传神，地域环境乃至城市气质是否对此有影响？或者说，您如何看待您的写作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
金宇澄：在我眼里，上海是文学的摇篮和故乡，它感染了几代的作者，等于说希腊文“城市”是“母亲城”之意。上海是我的母亲城。在不远的将来，我感觉中国的文学同样会完全转向城市书写，完全会把城市作为作者的故乡，这也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对我来说，上海一直是我的故乡，我唯一的写作之源，它从来不是所谓冷酷的水泥森林，几代亲友的痕迹都遍布街道和弄堂的深处，浩瀚深广，绿意盎然，集中了最丰富的性情故事，隐含了最复杂的人声，藏匿无穷无尽的文学悬念，极为动人。
中华读书报：您之前的作品更多是建立在回忆既往的基础上，有没有想过书写此时此刻，就写写眼前的上海？
金宇澄：眼前的上海，是很难写的，除非用非虚构的样式，才可以见到实效。但这不能在书斋里完成，需要作者艰苦的访问和搜集，花费极大的精力和体力，我做不到。但我也一直遐想，如果我要表现生动的当下，能在上海一千个餐桌安置录音机，录他几千盘的饭局带子，记录大上海的芸芸众生、三教九流、无名无姓客人极庞杂的谈资，然后交给打印社，打出大量文字稿，然后，严格采用非虚构要求，分门别类修订50遍，恐怕这就是最有野心最大部头最能反映这伟大城市“乡野调查”式的非虚构巨制吧，真太诱人了。这都是因为，中国式的饭局谈话，最精要也最多彩，每人的言谈，其实都经过了个人思考和过滤，最是五花八门、五光十色，最能体现当下世相和人心——但我只能是这么想想，我根本没有这种能力。
中华读书报：说说您的画吧。《繁花》中就有您手绘的一些插图，等到这三本，从封面到扉页、自画像、内文插图，都是您画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画画感兴趣的？
金宇澄：因为自小喜欢涂涂抹抹，没正经学过美术，《繁花》的插图是我第一次（画插图），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喜欢，我就有了继续画下去的兴趣。今年的夏天我来北京做活动，听雕塑家向京说她不觉得《繁花》的插图有多特别。直到最近她见了这三本新书，才真正表扬了我。所以看来，我一直生活在对《繁花》插图的表扬中，多亏这样的鼓励，让我画到了现在。
中华读书报：您对文学作品中插图的必要性似乎很看重？
金宇澄：是啊，它们的关系向来很紧密。中外的旧小说，几乎是没图不成书的。应该是在1960年代后期开始，插图慢慢式微了。到了如今，出版一本中外小说，出版社不配插图就是最正常的反应。只有少量的文学刊物在做，包括《上海文学》，坚持配插图十多年了。（插图）稿酬低是原因之一。
中华读书报：就从事写作之路特别是“成名”轨迹来看——很早开始写作，多年文学编辑生涯，年过半百以长篇《繁花》为更多读者所知。您的经历在中国作家中几乎是“异数”。但读过《繁花》，又会觉得您早有准备，或者说之前的阅历、积累决定了这些作品诞生的必然。《繁花》是您的成名作，接下来的《回望》反响也不小，但此后您似乎放慢了写作脚步，为什么？
金宇澄：我是一直没什么计划，等待或者写作，没有时间表，这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大概需要接受某一种影响的激发，才会有最大的动力？现在只能说说长期不写的好处，就是很多内容会集中在某一块，像是等某个时辰那样，准备上的一种无意识状态。我能够总结的，就是有长期当编辑经验、较熟悉一般创作面的情况，还有就是，仔细修订的耐心等等，这些东西慢慢都转为我自己的某种写作守则，大概这样。
中华读书报：您对年轻作家关注得还挺多的，包括这次担任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委，也集中看了不少作品，以前辈作家的角度，如何看待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写作？
金宇澄：我们都是习惯了用“10”年代来区分作者，很重视代际的区分，但是从大历史角度来看，10年20年的分别，就不会再清晰了，年轻一代和前面这几代作者都会合为一体，即使年轻作者接受了前一代的推动，大家都属于一个时代的写作，受的是同时代的写作影响和推动，比如说获得理想国文学奖的王占黑，她写作上的进退，是表明了年轻一代的写作特征，那么有变通、有承继，因此我对年轻人的写作一直充满信心，是因为这时代的写作基础就摆在那儿。
(责任编辑：赵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