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省凤城市郊的南山脚下,有一座刻有“邓铁梅、苗可秀永垂不朽”字样的墓碑,他们是凤城市有名的抗日英雄,为缅怀两位英雄,“邓铁梅路”、“苗可秀街”在建国初期便在凤城百姓中传叫开来……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列举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捐躯的民族英雄中,就有邓铁梅的名字。
邓铁梅,原名邓古儒,字铁梅,1892年出生于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磨石峪村一个士绅家庭。7岁就读于本村私塾,记忆超人,爱好听故事和习武,其父常在茶余饭后给孩子们讲些朝代兴亡的故事,邓铁梅自小就非常崇拜抗元英雄文天祥。
青少年时期的邓铁梅,正赶上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将辽东地区划为日俄战争的战场,邓铁梅家乡亦战火不断,当地土匪乘机蜂起,百姓饱受刀兵劫掠之苦。邓铁梅的祖父邓荣昌是辽宁一带有名的士绅,他不忍乡里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组织民团,将土匪头子黄义山抓获送官。此举与黄匪帮结仇,1906年6月,土匪约200余人寻仇袭击磨石峪村,邓铁梅的父亲邓继新率众奋起抗匪,与家人、亲属、团勇12人皆死于土匪刀枪之下,邓家房舍尽数被焚。15岁的铁梅目睹家破人亡的惨状,誓志歼匪报仇。此后,拜师习武,不分冬夏只练得精通各种枪械,弹无虚发。
1917年,邓铁梅考入本溪湖警察教练所,毕业后分配到本溪县警察大队先后当巡警、班长。1921年调到凤城县警察大队,先后任班长、大队长、县公安局长。担任公安局长期间,刚正不阿的邓铁梅却遭到了地方实力派的怀疑和排挤。1929年他被撤销公安局长职务,调省警务处任督察员,仍遭排斥,于是他愤然辞去职务。1931年邓铁梅被调任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不久又被革职,只好到沈阳、锦州等地谋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穷困潦倒的邓铁梅正在锦州,他亲眼目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严重后果。溃军难民蜂拥而至,大批东北军含泪撤进关内,到处是惊慌和混乱场面。这一切激起了邓铁梅的民族正气,他气愤地说:“政府无能当政,军队有土不守,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宁肯被打倒,也不能被吓倒,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他拜会了省警务处长黄显声,陈述了自己回辽东组织民众进行武装抗日的意见,得到了黄显生的赞同和支持。于是,他和好友云海清离开锦州,经沈阳回到凤城县。
10月中旬,邓铁梅同云海清来到离县城130华里的凤城4区小汤沟顾家堡子。这是个地域偏僻的小山村,经过串联,邓铁梅召集旧部,大家拿着邓铁梅亲笔信分头到各村联络,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招募青年农民加入抗日队伍。邓铁梅在凤城、岫岩一带素有声望,加之农民要求抗日的情绪高昂,携械响应的青壮年络绎不绝。10月下旬的一天,邓铁梅在顾家堡子召开了东北民众自卫军成立大会,邓铁梅任自卫军司令,会上邓铁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深得民心。由于民心所向,东北民众自卫军成立不到2个月的时间,队伍迅速扩大,到1931年12月份人员已达到1500余人,建制上分3个大队和一个全由精壮汉子组成的大刀队。
东北民众自卫军成立后势气旺盛,邓铁梅抓住战机,派人探知凤城县城的日本武装和警察各有200余人及兵力布置情况后,作出夜袭凤城县城的战斗布署。
1931年12月26日午夜,邓铁梅率部兵分两路攻打凤城。一路人马攻凤城车站、包围凤城警察署;另一路攻入城内,伪警察大队狼狈逃窜。自卫军把驻城内的日本守备队西河小队围困在一个大院内,断绝了城内和车站的联络,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抗日自卫军一举捣毁了伪县衙、警察署;砸开了监狱,使被捕的爱国者获释;日本特务情报机关被砸烂,焚烧了里面的鸦片、吗啡等毒品。凤城一役重创日伪军,打死打伤日伪军50余名,缴获步枪300多支,轻机枪3挺,迫击炮两门和大批子弹。日军遭此痛击,大为震动,《盛京时报》12月27日载文惊呼:“安奉线匪警频传,凤凰城被袭焚,通讯断绝,形势严重。”
邓铁梅率部夜袭凤城的胜利喜讯不胫而走,得到了东北各界人民群众的交口赞誉,也引起了设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重视。1932年2月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苗可秀等人到邓部考察,后将邓部统编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任命邓铁梅为司令。同年7月,自卫军移师龙王庙。在此,邓铁梅进一步完善了自卫军的组织机构,健全了司令部下设的八大处,又成立了5个局,建立了2个厂,还在抗区发行了与小银元等值使用的军用钞票——老邓票。此外,同年秋,邓铁梅还采纳了总参议苗可秀的建议,在尖山窑成立了军官学校。
自卫军一成立,邓铁梅就向全体官兵约法三章:抗日救国,保民第一;不妥协,不投降;不扰民,不调戏妇女。为部队制定了四大纲领:智、勇、仁、信。提出的斗争口号是:不爱钱,不怕死,军民一体,抗日救国,收复失地。要求官兵们做到:不打人,不骂人,不惊扰人,不欺负人。还要做到“三愿”:愿吃剩饭,愿睡凉炕,愿给群众干活。为确保这些规章制度得以实施,自卫军还特设了军法处和政治处,专门负责向官兵和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意识和自卫军的宗旨、纪律,处理违纪官兵。人们拥戴这支队伍,称这支队伍为“冷饭队”,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帮助这支队伍。
从1932年春季到八月间,邓部义勇军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达百余次之多,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的一支劲旅。义勇军的发展,使敌人惊恐万状,遂秘密筹划大规模的讨伐。
1932年12月中旬,日军调集重兵对三角抗区实行规模空前的大讨伐。参加这次大讨伐的日军加上伪军共一万余人。12月13日开始,向以龙王庙、尖山窑为中心的游击据点包围过来。由于敌人兵力过于强大而集中,加之义勇军又缺乏对付大规模“讨伐”的战斗经验,一开始即采取了分头迎击、处处设防的办法,结果分散了兵力,龙王庙、尖山窑等许多据点相继失守。邓铁梅率部北移,在马道沟附近与苗可秀率领的学生大队会合。整顿了队伍,制定了退敌计划。当时敌人主力在文家街、红花岭、尖山窑一线。文家街在哨子河以北,是通往尖山窑的要道。邓部决定先攻击文家街,然后反攻尖山窑。黄昏时,战斗打响了,自卫军首先抢占制高点,以轻重机枪压制敌人火力,大刀队和另一部自卫军向村内进攻。一夜激战,自卫军发起多次冲锋,攻入村内,日军遗弃五十多具尸体和大量军需物资后,向何家堡子、尖山窑方向狼狈逃窜。12月底,邓铁梅亲自到阵地督战,自卫军战士奋勇向前,激战至第二日拂晓,敌人弹药补充困难,放弃尖山窑向白旗堡撤走。至此尖山窑又回到民众自卫军手中。文家街、尖山窑两战之后,日伪军开始撤退,义勇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大讨伐。
1933年4月5日,敌人开始了第二次大讨伐。兵力更加集中,分多路向自卫军猛扑,所到之处修据点,建公路,实行保甲连坐法,把义勇军挤压在龙王庙以北、白旗堡以南地区。随后敌人逐渐收缩兵力,民众自卫军不断遭到伤亡。最后撤至白旗堡以北的老平顶山上固守,部队损失严重,有战斗力的部队只剩下一千多人。民众自卫军的几个游击据点又为日寇占领,少数部队只能在老平顶山、南尖山、帽盔山一带的密林里坚持斗争。
在敌人后来的第三、第四次大讨伐中,民众自卫军受到了很大损失。敌人实行归屯并户,断绝民众与义勇军的一切联系。邓部义勇军冒着冰雪严寒,整日在深山密林里游动,缺衣缺食,军火越来越少,使义勇军整体活动越来越受限制,遂于1934年1月下旬,在岫岩境内牌坊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把东北民众自卫军改编成若干支队,化整为零,开展小股部队的游击活动。邓铁梅亲率一支队伍,随时与其他支队保持联系,指挥部队不时出击。几年来,日军连续进行大规模的“讨伐”,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虽然义勇军的据点被占领,实力也受到很大损失,但始终不能消灭这支坚强的抗日武装。于是,敌人进一步策划从义勇军内部打破缺口,秘密逮捕邓铁梅。
1934年5月,邓铁梅由于长期作战的操劳,身患严重疾病,不能随部队活动。27日,邓铁梅秘密来到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亲属家中养病,被便衣暗杀队侦知。30日,叛徒沈廷辅骗开房门,便衣队一拥而进,将邓铁梅捕去。
邓铁梅被捕后,从凤城押解到沈阳,监禁在伪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处。监押期间,经常有一些日伪高级官吏对邓铁梅拉拢、软化,以高官厚禄劝降。邓铁梅曾用绝食来拒绝敌人的拉拢,面对敌人的审讯,邓铁梅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抒发自己抗日救国的伟大抱负。敌人让他命令民众自卫军接受招抚,邓铁梅说:“凡在三角抗区的抗日武装我都能指挥调动,铁梅志在爱国,驱走日寇,推翻伪满政府,光复祖国山河,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鬼,不知其他。头可断,血可流,接受投降的命令绝对不能下。”邓铁梅还经常慷溉悲歌岳飞的《满江红》,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以示自已不屈不降的决心。
有一天,一个日本军官来到狱中,伪装斯文地说了些佩服、敬仰之类的话,然后请邓铁梅在其折扇上题字。邓当即挥笔疾书了十四个字:“五尺身驱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表明了誓死的决心。日伪内部通报也称:“邓铁梅已抛弃生死之念,求死更重于求生。”敌人见拉拢、软化手段都不能丝毫动摇邓铁梅抗日救国的大志和民族气节,便对邓铁梅下了毒手。
1934年9月28日夜,邓铁梅被日寇秘密杀害,时年42岁。
邓铁梅牺牲后,苗可秀扛起了三角抗区抗日大旗,率领着另一支抗日队伍——中国少年铁血军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更顽强、更壮烈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