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起义、投诚、被俘和改编的解读
文/《祖国》特约权威解放战争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毕建忠
北平和平解放，国军接受我军改编
傅作义的军队
辽沈战役结束后的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在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占有优势。”当时，国民党军有29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有300余万人。到三大战役结束时，国民党军仅有204万人，人民解放军则上升为358万余人——这个转折的关键就是三大战役的胜利。战略大决战的胜利，大大地加快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被俘的人员各是多少？我军怎样对待这些起义、投诚和被俘的人员？这些人员被我军改编后，与我军一起继续对国民党军作战吗？就广大读者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笔者在此一一做出解答。
战略大决战中我军政治工作取得的成绩
起义、接受改编、投诚和被俘人员的数字，我了解的资料主要有三种，由于种种原因，具体数字并不一致：
——解放军总部公布：在战略大决战的三大战役中，共争取国民党军起义4个军（整编师）部、11个师（旅），共7.45万人；改编1个总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6个师（旅），共25万人；投诚1个兵团部、2个军部、8个师，共12.17万人；俘虏98.56万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公布：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分册中，共争取国民党军起义3个军部、8个师，共5.45万人；改编1个总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余人；投诚2个军部、6个师，共10.86万人；俘虏87.7万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综合册与地区册）》公布：起义4个军（整编师）部、10个师（旅）；改编1个总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6个师；投诚1个总部、2个兵团部、4个军部、15个师。
以上三个统计有所不同的原因，一是当时对投诚与被歼灭区分不明，将投诚列入被歼灭之列；二是统计的范围不同：《国民党军起义投诚 》综合册与分册的记述与统计是经过调查研究与当事人的回忆而确定的，本文《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综合册与地区册）》的统计是笔者综合整理而成的。
对国军部队的改编及对投诚部队和俘虏的政策
在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和投诚部队的改编，是我人民解放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基本方针政策是：团结、教育、争取、改造，并根据其性质不同和其对人民革命战争所做贡献的不同，在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方式上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起义部队的改编。
在战略大决战中，争取起义的国民党军不管是有中共秘密组织的部队，还是国民党军内非嫡系部队，都是在国民党的控制下，很多人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都是旧的，对这些部队的方针，就是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与改造，正如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所说：“党对起义部队所采取的方针，是用革命的方法，进行彻底的改造。”改造之路大体是：
授予番号，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对于起义部队通电加入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朱德致电表示“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改进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以便早日出动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为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而奋斗。”随后，中央军委正式授予他们以“人民解放军”番号。如：吴化文部与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吴化文任军长；曾泽生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何基沣、张克侠部第59军与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军，张克侠任军长；第77军第132师与华东军区之江淮军区2个旅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4军，何基沣任军长；廖运周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第42师，廖运周任师长。这些起义部队经过改编与合编，人民解放军新增加了4个军、10个师的番号，使他们得到了新生和荣耀，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发展壮大。
在新建部队建立党委制。为了保证党对起义后新建部队的绝对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在起义改建的部队建立党委员会制度，即建立党委会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一开始，军、师、团建立了党委会或支部；后来，随着党员队伍的发展，营以上都建立了党委，连队建立了支部，形成了领导与团结的核心。从而保证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路线、方针、政策在新建部队中的贯彻执行。
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政治委员的职权是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中央军委对新授番号的军、师都任命了政治委员，各团也任命了政治委员，营任命了教导员，连任命了政治指导员。同时，建立了政治部（处）。各军、师、团的政治部、处，要负责贯彻执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三大基本原则；实行政治上、军事技术和经济上的三大民主；在机关和连队建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开展部队内部的民主活动。这样，便从制度上进一步保证了“解放军化”。
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通过对两种军队、新旧社会对比和“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教育等，明确与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而为把旧军队改造成为新型人民军队打下了思想基础。
上述制度、组织、思想的建设，只是开始，还将随着作战、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第二，对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北平国民党军接受改编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即撤销国民党军原来的指挥机构，不单独授予新的番号，实行与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各兵团、军合编的方式。1949年2月2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开改编会议，会议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和傅作义的代表郭宗汾主持，北平接受改编的国民党军师以上军官出席会议。
宣布改编方案。改编方案规定：“北平周围听候改编的原国民党军队，结束其原有的指挥系统，正式隶属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详细规定为：“（一）原国民党军华北‘剿总’，第四、第九两个兵团部和八个军部的三级指挥机构应全部结束，其所有工作人员与直属队分别编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各兵团部及各军部；其所属的二十五个师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各特种部队则与解放军的特种部队合编。（二）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人员，愿留解放军工作的，须经过训练，再行录用。（三）原国民党部队各级军官凡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其本人和家属均按解放军各级干部和家属享受同样待遇。（四）原国民党部队军官中愿意学习深造的，按其工作职位与程度，分班组织学习，学习期间，其待遇与在职干部相同。（五）国民党军官中，愿意回家的，按以下规定处理：军官一律按原薪发给3个月的薪饷，发给车票，在解放区内沿途供给食宿；个人财物均可全部带走；家在解放区者可分得一份土地；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证明书，以后愿回解放军工作者，仍然受到欢迎。”平津前线政治部副主任陶铸说：“采取上述措施，是因为参加此次北平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军官们，有功国家，有功人民，并且给全国树立了一个和平解放的榜样，所以，解放军和人民愿意对其加以奖励和优待。”
改编后的隶属关系。2月26日，林彪、罗荣桓奉中央军委命令，公布了《 关于北平候编部队改编后之隶属关系的命令》，其中规定：受编部队的各兵团、各军与人民解放军的各兵团、各军合编，将25个独立师中的22个分别编入人民解放军各纵队，2个独立师直属平津前线司令部，1个独立师因情况特殊另作处理。同日，公布了受编部队师以上军官的任命。此次合编，使平津前线各兵团、各军得到了20多万改编部队的补充，为尔后进军并解放华北、西北、西南和华南，增加了力量。
团结一切力量的政策。在任用接受改编的军官的过程中，生动地体现了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曾说过：“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这一点，在改编过程中有着深刻的体现。2月22日，改编工作正在进行中，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时，握着傅作义的手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谈到对傅作义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俘虏你的人，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这实际上是对一些被俘的军官通过在绥远起义，改变他们的政治身份，这体现了毛泽东和党的一种很大的胸怀和政策。毛泽东还问傅作义：“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傅作义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说：“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这次谈话，傅作义很受鼓舞。从1949年9月至1966年1月，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上说明，对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和军官的任命使用，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对政治争取工作和干部政策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第三，对投诚部队的政策。
1948年6月8日，新华社关于“投诚”的解释是：“投诚是消极的，也就是自动投降的客气说法。”“如果是完全出于被迫，或投机欺诈，在转入我方后，必须缴械编散。”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布《 对起义投诚和被俘国民党军官兵的政策》称：“对于放下武器，不再与人民为敌的蒋军官兵，即可听其志愿选择，愿参军者欢迎，愿改业者自愿，愿学习者进学校，愿回家者发给路费资助回家。”这一政策对在大决战中投诚的部队是适用的。
放下武器投诚的条件。凡放下武器投诚的部队都是在他们处境危殆时找解放军投诚的，其自提条件一般是：“放下武器，要求保证个人生命财产安全。”我军的政策是：“军官愿参加解放军的，按解放军同级干部待遇；不愿参加的，遣送回原籍，不加侮辱（新七军投诚的条件即是如此）；对其部队进行解散，融入解放军。”
对投诚“给以礼遇”。对于投诚部队提出的要求，我军一般是同意的。特别是有些投诚部队的代表提出：“对放下武器投诚的，（解放军）不要对外宣布。就说是‘被歼’，不要说‘投诚’，以免在南京的家属遭到迫害。”对此，解放军代表均予以同意。对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嫡系将领之一。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率部起义后，周恩来18日即致电郑洞国称：“曾军长此次义举，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盼兄“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当日12时，毛泽东为军委起草致林罗刘并转围困长春的部队领导萧（劲光）、萧（华）、陈（伯钧）电称：“对长春取威迫政策，暂不予攻击，以促其变化。郑洞国系黄埔一期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争取其起义，则对整个黄埔系军队的影响当会很大。”19日，误传“郑洞国及新七军军长李鸿率部放下武器，长春解放”。当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电，要萧、陈对郑洞国“给以礼遇”。实际上，郑洞国是21日5时率兵团部放下武器投诚的。毛泽东之所以电示对郑洞国“给以礼遇”，是因为郑洞国的投诚标志着国民党嫡系部队与其统治集团开始瓦解。正如郑洞国后来所说：“每当我忆及此事，我都由衷感谢共产党的伟大政策。”
分散融入解放军各部队。对于投诚部队在不保留原编制的前提下，投诚后均分散编入解放军各部，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并参加战斗。
第四，教育与补俘的政策方针。
三大战役共俘虏国民党军80余万人，对他们的争取教育和补入人民解放军，既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也是一项新的方针。
对俘虏的传统政策和补兵情况。人民解放军对俘虏的传统政策是：不搜腰包、不打骂、不侮辱他们的人格，愿回家的发给他们路费放行，愿留者欢迎，经过教育后补入人民解放军部队。在过去两年的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补入了俘虏兵80多万人，而补入的解放区翻身参军农民110万余人，从兵源上保证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但是在大决战阶段到来时，解放军的兵源情况发生了变化，过去补兵的方针已不适用了。
“以补俘为主”方针的确定。由于解放区翻身农民的减少，而俘虏兵的增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补兵方针作了新的确定。194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对中原野战军并告各中央局、各野战军提出：“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致饱和点”。“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各区及各军区应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解放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这是中央重要的预见。补俘方针的改变，引起了补俘方法的重大改进。早在1947年10月17日，毛泽东向各军、各野战军介绍西北野战军对俘虏实行“即俘即补”的方针。进入战略大决战阶段后，毛泽东于1948年11月7日指示粟裕等要依照济南战役“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法。12月22日又指示杨得志等要仿照刘邓陈粟“即俘即查、即补即打的方针。”后来，周恩来把它总结为“ 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并指出，由于实行了这一办法，“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七十。”从而，使部队经常保持有充足的兵员和旺盛的士气。
对俘虏进行“即训”是重要的一环。对俘虏进行争取教育是能够“即补即战”的重要环节。因为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和青年学生，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劳动群众家庭，他们被抓入国民党军队后，又受到种种压迫、虐待，通过教育特别是控诉旧社会、旧军队压迫之苦，就能极大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加之，解放军干部对他们的关护，老战士对他们的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使他们很快就能成为很好的新战士。有许多在三大战役开始时被俘的“解放战士”，到战役后期已经被提升为排长、连长了。后来，关于补俘的政策方针、补俘的情况及对“解放战士”的使用情况，周恩来评价说：“这种情形是世界战争史上所少有的。”
在战略大决战的背景下，争取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国民党军部队和几十万俘虏，经过团结、教育、改造，达到了从组织、制度、思想和宗旨上转变为人民解放军。这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政策的伟大胜利，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