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英勇就义。
邓中夏
就义前，他曾在狱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如果用一个词句来形容邓中夏的一生，那就是“燃烧”。邓中夏炽热的性格像一团火，映红了党的旗帜，也映红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旗帜。
邓中夏
邓中夏，字仲澥，又名邓康，1894年10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邓中夏是中共第二届、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工人运动的领袖。1920年10月，邓中夏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被任命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特委书记、红2军团（后改为红3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到上海任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捕，同年9月21日，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昂首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邓中夏，出生于湖南宜章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其父亲中过举人，当过县长，从小入私塾读古书，后入县办小学、衡阳中学，又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师从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杨昌济，经常在星期天到杨昌济家听杨先生传授新知识、讲解新思想，与毛泽东在杨宅相遇相识。在湖湘的土地上，邓中夏属高个子，毛泽东身材比邓中夏还高，又年长邓中夏一岁，邓中夏对毛泽东以兄相称相待。他们二人都性格豪爽，志存高远，对国家大事的见解，往往一拍即合，以致后来二人在求学求知求真理的道路上成为莫逆之交。
毛泽东（左四）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期间与邓中夏等人的合影
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给邓中夏提供了求知、成才的良好条件。特别是李大钊应聘来北大担任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后，邓中夏有幸与之结交，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为了学习原著，他抓紧补习外文。1918年底，他和几位同学利用假期，到唐山矿区进行调查，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深刻体验到提高民德民智的迫切性，他立志要为唤醒民众而奋斗。1919年3月，他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并当选为总务干事。4月3日至5日，讲演团在北京东便门蟠桃宫连讲了3天，他又将讲演团分成若干小组，去乡村厂矿讲演。他自己来到长辛店、赵辛店等地，并结识了史文彬等老工人。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刭北京大学，爱国的学生被激怒了。5月3日晚，在北大学生大会上，邓中夏激愤地说：“我们不做亡国奴，就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我们要抗议，要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5月4日凌晨，邓中夏和北大学生一起，参加了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当看到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一位次长匆匆赶来劝阻，说什么“学生就是好好读书，国家大事可以交政府去办”时，他迎上前去，大声问道：“交政府去办!政府会办什么?政府就会卖国!”他还指着那位次长说：“你身为教育次长，自己不爱国，还不准学生爱国，你是中国人吗?”
省港大罢工期间，邓中夏向工人群众演讲。
邓中夏随着愤怒的学生冲进了赵家楼，最后放火烧了赵家楼。当反动军警赶来镇压学生时，邓中夏险遭逮捕。当晚北大学生干事会成立，邓中夏负责干事会文书股工作。接着，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任宣传股主任。5月下旬，邓中夏作为北京学联代表前往湖南，和毛泽东一道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并参加领导全省学生的罢课斗争，声援北京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
李大钊、邓中夏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成员，于1920年9月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邓中夏积极协助李大钊工作，发展了朱务善等参加小组。从北大毕业后，他受小组指派，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为此，他失去了胡适推荐的到欧美留学深造的机会，也拒绝了父亲在农商部为他谋到的美差，立下“不当官，要做公仆”的志向，决心全力以赴从事工人运动，为工人阶级谋利益，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在开展“平民教育”的旗号下，邓中夏首先建立工人识字班。开始，有人认为干苦活学文化没用，“要是发窝头我们才来上课”。邓中夏耐心去讲解——认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压，终于使大批工人下班后自动来学。他在教文化的同时，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使大家团结起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邓中夏作为这个俱乐部的代表，为工人们操办各种福利，同时也赢得了工人的信赖。1925年，他到广东领导省港罢工，为了让工人安心斗争，组织动员各界把多少万人的吃住都安排妥当，被人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
邓中夏（右三）与工人纠察队的主要负责人合影
由于他一口湘音，别人难懂，于是，他在北京就学北方话，在上海就学上海话，到广州就学粤语。那些揪人心扉的演讲，给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初，邓中夏在上海担负救援受难同志的工作，仍不顾过去长年曾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险，以化名到处奔走，甚至召集会议演讲。上海的一些老工人听后说：“您讲得真好，我们听后就想起了好多年前的邓中夏。他就是长相比您年轻一点，口音也不大一样。”
1932年11月，中共中央派邓中夏担任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由于互济总会的工作常常要与各方面人士接洽和商谈，同志们为他的安全担心，曾劝他要注意隐蔽，不要在公开场合讲话，尽量减少外出活动。而他却认为做工作固然需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否则便毫无作为，会失去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
然而，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1933年5月15日，他去找互济总会援救部部长林素琴商谈工作时，遭到了法租界巡捕的逮捕。
邓中夏被捕后，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是怀疑他是林素琴的上级，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干部，便将他打得遍体鳞伤。而他只说自己叫施义，在湖南当教员，这次是来上海访友的。不料，林素琴被引渡到上海警察局，向国民党当局供出化名“施义”的人就是邓中夏。蒋介石立即亲下手令，花现洋1万元买通法租界官吏，将邓中夏引渡到上海警察局，随即又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
邓中夏
邓中夏知道自己被出卖后，在监狱对曾在湘鄂西苏区共过事的难友郑绍文说：“我就是邓中夏，‘施义’是我被捕的化名，由于败家子的出卖，我的身份早已暴露了。”当郑绍文根据陶铸的意见，当着难友的面问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时，他一跃而起，激动地说：“好!问得好!同志们应该关心我的政治态度。请你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化成灰，也还是共产党人!”他的坚定态度，得到陶铸及其他难友的赞许。
国民党当局精心设计了对邓中夏的所谓“攻心方案”。在这些“攻心”战中，有前来劝降的叛徒，结果不待开口，就被邓中夏怒骂得灰溜溜地走了；还有前来劝说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有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声称要与邓中夏谈谈理论上的问题，在两三个小时的争辩中，他却把这位委员批驳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最后，他对这人说：“请你转告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有理，我邓中夏有罪，那就请你们在南京公开审判我。我可以与你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你们全体中央委员都可以出席；我嘛，连辩护律师也不要。最后谁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向对方投降。”他还说：“我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就不敢这样做!”
邓中夏在狱中虽经严刑拷打，仍然坚定不屈，在一次审判中，军法官歇斯底里向他提问：“难道你就不想出去，就不想获得自由?”他幽默地笑道：“我看你们在南京坐不了十年!”他回到牢狱后，在墙壁上写下10个大字：“但看十年后，红花遍地开。”又给中央留下一封信：“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邓中夏
1933年9月21日黎明，一辆囚车开到看守所的院子，军警嚎叫“邓中夏出来”，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然后向牢门走去。当他来到囚车旁，一个军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转身看了看宪兵，对他们说：“对你们当兵的人，我倒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三更半夜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大众谋福利的人，为人民求翻身的共产党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一句话把军法官气得大叫。邓中夏走上囚车，朗声大笑道：“你们害怕了!总有一天，当你们的士兵觉悟过来的时候，你们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在雨花台下，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昂首走向刑场，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仅39岁的生命。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