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考取过秀才,参与过公车上书,当过满清四品,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北伐时说毛泽东能得天下,营救过李大钊,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加入过国民党,最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就是民国第一奇人杨度。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1874年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杨度家里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代代务农为生,家境清贫。到了杨度祖父一代,有了一些转机。当时已经是咸丰皇帝在位时期,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都腐败不堪,只能依靠民团、乡勇对抗太平军。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带着大儿子杨瑞生参加了曾国藩的湘军,杨礼堂因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一路做到正四品都司衔。可惜好景不长,在三河战役中湘军惨败,杨礼堂阵前被杀,杨瑞生侥幸逃脱。湘军高层为了奖励战死的杨礼堂,对他的儿子杨瑞生大加提拔,最终给予了他总兵的职务。
杨度的父亲是杨瑞生的四弟杨懿生。杨懿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业余时间做吹鼓手,赚几个小钱。但他的儿子杨度却并不类似其父,他自幼聪颖过人,过目不忘,被人称为“神童”。杨度10岁时,父亲杨懿生就去世了,杨度连同弟弟妹妹一起被过继给当时还是总兵的大伯杨瑞生。
1892年,18岁的杨度考中秀才,一年后又考取顺天府乡试举人。1895年,杨度去北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也参加了这个政治运动,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著名人物。回到老家湖南以后,杨度已经21岁。他以举人的身份拜在衡阳第一大儒王闿运门下(大画家齐白石也是王闿运的弟子)。王闿运饱读诗书,但却并非是传统的儒生。他性格独特,一生醉心于所谓的帝王之术。杨度在其门下学习了整整三年,最喜爱的就是王闿运的帝王之术,可以说这段学习对杨度一生有着巨大意义。通过帝王之术的学习,聪明的杨度已经有了很大的野心,不过杨度有一点比很多人要好,就是他对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认为自己好谋无断,不适合做一把手,顶多做做军师一类的人物。所以,他在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一个所谓的“明君”,然后用自己所学的帝王之术来辅佐他,成就功业。
1902年,杨度不顾老师王闿运的反对,自费留学日本。1903年,杨度被保荐参加清廷“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不料有人向慈禧进言,称杨度与革命党人来往甚密,结果不光丢了官位,还被除名通缉,只好跑到日本去了。
1908年,袁世凯被清政府免职回籍,当时前往车站送行者寥寥无几,其中就有杨度,袁世凯出山之后斡旋南北议和,杨度利用他在日本留学、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身份,帮助袁世凯分化南方革命党阵营,最终促成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
1915年4月,杨度撰写了著名的《君宪救国论》一文,文中他大讲中国民众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他强调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正合袁世凯的心思。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袁阅后极为欣赏,连声称赞杨度:“真乃旷代逸才也!”他不仅将此文当成改行帝制的理论纲领,交给徐世昌、梁士诒等人传阅,还把它寄给湖北将军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但杨度等人似乎并不以此为意。有一次,筹安会成立后,杨度与胡瑛等人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胡瑛率先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道:“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 ,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毓筠则说:“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复说:“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 ,走也要走的。”这就是著名的“走狗言志”的典故,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杨度拥立袁世凯称帝似乎更多地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君主立宪制。他也知道外界风评对他不利,但他一意任之,恐怕是个性使然。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一片假借民意的筹安、请愿声中,接受了推戴书,走上了帝王宝座。而为袁世凯称帝出了大力的杨度,则坚信自己将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相传杨度曾派人到法国巴黎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他的帝王之术看样子似乎已经实现了。
称帝不久,袁世凯就迎来了孙中山的革命,此后又是南方数省的反叛,被迫取消帝制不说,军事上的连连受挫,举国上下的痛骂之声让他寝食难安,最终一命呜呼。
袁世凯身死之后,“耽误”他的杨度挥笔为袁世凯写就一副挽联,挂在袁大总统出丧灵棚中,明是吊唁,实则申辩———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的意思大致是:到底是共和制在中国行不通,还是中国的共和制不叫共和,过上千年大家再来评价这一公案吧;到底是君主立宪害得您万夫所指,还是您把君主立宪改得面目全非,您在九泉之下要细细思量。他的这一论断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名。此时杨度的声名扫地,根本无法在中国社会立足。他心灰意冷,加上为了躲避通缉令,随后宣布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等地的租界闭门学佛。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被袁世凯复辟搞得身败名裂的杨度不敢再参与这种事情,没有接受。1922年,陈炯明叛乱,杨度受孙中山委托,作为孙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制止吴佩孚援助陈炯明,帮助孙中山度过了政治危机。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然而这并不是杨度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次选择。他在北京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认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出军警抓捕李大钊,杨度还曾经设法营救,他找到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要求帮忙,还卖掉了自己的住宅,所得款项全部用来疏通关系,可惜最后仍然营救失败了。
1928年,已经53岁的杨度迁居上海,在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门下当了一名清客,同时还卖卖字画。杜月笙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却对有文化的人很重视。他对杨度相当尊重,不断给钱给物,杨度在当时法租界住的洋房就是杜月笙的产业。
在这段时间,杨度秘密地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1929年秋,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杨度居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完成了入党仪式。
1931年9月17日,患有严重肺病、胃病的杨度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
杨度去世的数十年,形象一直很不好,“筹安会六君子”的帽子一直戴着,拥戴袁世凯的恶名一直洗不掉,世人似乎觉得杨度就是个反面角色,直到他去世47年后的1978年。
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 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
这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数十年来,杨度一直是个反面角色,直到现在大家才知道,杨度的真实身份居然是共产党员。原来,杨度去世前两年移居上海,在此同陈赓交往日深,一天,他问陈赓:“你大概是共产党派来的吧?”陈赓先是微微一惊,旋即镇定地说:“不错,我的确是一名共产党员!”杨度对陈赓的率直已在意料之中,加上他日渐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于是他也表露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1929年秋,经周恩来的批准,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当时正值国民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之时,杨度选择在此时加入,可见其进步信仰是十分坚定的。
杨度在弥留之际,曾拟自撰挽联一副,来评价自己的一生:“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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