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是从苦难开始的。
1932年10月10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莘县曹屯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母以朴素的愿望“金梁玉柱”为我取名“来柱”，寄托着望子成龙的希冀。
20世纪30年代的莘县城
父母生过10个孩子，我排行为二。由于上边的姐姐不到一周岁就饿死了，我便成了老大。下边有5个弟弟、3个妹妹。因为生活贫困，他们都没有上过学。
我父亲李德祥，自幼务农，四次闯关东卖苦力，险些把命搭进去。我出生前，为了家人不被饿死，父亲把自己卖了50块大洋到冯玉祥部队当兵。但他不愿意为军阀卖命，勉强待了40多天就跑回家。父亲生性耿直，嫉恶如仇，爱国爱家，热心为村民办事。抗战时期，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借粮队，与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多次参加支前，前送弹药，后运伤员。建国前，父亲在小区担任经济，办事公道，深得村民信任。母亲刘巧诚，家里世代贫苦，虽不识字，但开朗豁达、勤劳节俭、孝敬老人，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儿女身上。父母的言传身教，对我立身做人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旧社会的劳苦大众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时，我们村里绝大多数耕地被地主富户霸占，穷人只能沦为他们的佃户。当时，家乡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穷人头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夹在中间吃不消；穷人眼前三条道，逃荒、上吊、戴镣铐，有冤无处把状告。”我的童年就是在如此贫穷和饥饿中度过的。
那时，庄稼亩产才几十斤，遇上好年景也不过百八十斤，除去高租官税，剩下的少得可怜。父母年轻力壮，尽管不分白天黑夜埋头劳作，省吃俭用，一家人也只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遇上大旱，庄田龟裂，赤地千里，粮食早就没了，周围的树叶也被吃净了，树皮扒光了，野菜挖尽了，乡亲们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饿死的不在少数，有的地方几乎成了无人区。
我家和乡亲们一样，也供着“灶王爷”、“财神爷”，祈求得到它们保佑。但心尽了，钱也花了，贫穷的状况却没有丝毫改变，父母很失望。有一年除夕，家里无米下锅，父亲一气之下砸烂香炉、烧掉“灶王爷”，说：“年年供香，年年挨饿，供你们有什么用？以后再也不供了!”说完，父亲把那些“神仙”统统烧了。我站在父亲身旁，眼看着那些“神仙”化为灰烬，心里为之一震。当时，他们并不懂得多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但这种不迷信、不靠天、一切靠自己的朴实信念，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很小就跟着父亲干农活，不是拾柴、担水，就是翻地、推磨，很少闲着。苦累脏活我不怕，最发憷的是推磨。白天干活，晚上推磨，一推就是几小时。围着磨盘一圈一圈地转，转得头晕眼花。
到了读书的年龄，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上私塾，我就想自己能学点文化该多好。可家里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供我读书？幸运的是，村里有个落魄秀才，闲暇时经常讲《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里的故事给我们听，还教大家识字。我被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深深吸引着，常向老先生问这问那，还拿根小木棍在地上写写画画。尽管那时没有识多少字，但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萌发了求知的欲望。
地阔野沃的东北，一直被认为是能养活人的地方。每逢灾荒之年，都会有大批逃荒要饭的穷人携儿带女“闯关东”。在旧社会，由于旱、虫、雹、疫等天灾并发和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军阀混战、匪乱重税等人祸，闯关东成为北方人一种普遍的谋生方式。仅20世纪30年代前，一遇灾荒之年，每年都有几十万人背井离乡、逃荒要饭。直到现在，提起闯关东的往事，有过亲身经历的老人们仍心绪难平，其中的辛酸不堪回首。
闯关东 资料图
我4岁那年，家乡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父母只得带着我到黑龙江讷河县投奔三伯父，谋求一线生机。到那里才发现，东北三省虽然有肥沃的黑土地，但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迫下，劳动人民同样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三伯父给人扛长活，只能勉强混口饭吃，根本没法照顾我们一家的生活。我们只好另谋生路。父亲白天在木材厂拉大锯打短工，早晚上山打柴卖，母亲帮人干零活赚点钱。那点微薄收入根本填不饱肚子，生活仍难以为继。半年后，我们只好把随身的物品换成盘缠，返回了山东老家。
由于连年旱灾，第二年刚开春，树叶、糠菜就被吃得精光，大批难民逃荒要饭，不时有人饿死街头。因为生活所迫，父母拉着幼小的我，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妹妹，踏上了二闯关东的逃荒之路，投奔黑龙江宁安县的大伯父。乱世强盗多，从村子到禹城火车站百十里远，路上连遭两次土匪抢劫。好在父亲早有防备，才保住仅有的一点盘缠。千辛万苦，一家人好不容易到了宁安。谁知大伯父也是给人扛长活度日，连养活自己都非常困难。父亲便打起短工，一天到晚也挣不了几个钱，全家还是吃不饱饭。到了冬天，寒冷异常，缺衣少食，全家的生活又陷入绝境，无奈之下只得再次返回老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大片国土沦丧，人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1938年，蝗虫成灾，庄稼被吃得只剩下光杆。我们一家的日子又熬不下去了，父母只好带着全家人第三次闯关东。这次，父母下了很大决心，说这次出去再也不回来了，死也要死在关外。他们把家里仅有的三间房、二亩地全部典当了，凑钱作路费。与我们一起逃难的有二十几户人家，一路上，有的被土匪抢光财物半路返回，有的在换车拥挤时走失，最后只剩下5家，还丢了3个不懂事的孩子。
闯关东
我们本打算到黑龙江落脚，因路费不够，只得中途在长春下了车。在侵略者和伪满傀儡政府的统治下，东北人民沦为了亡国奴，过着暗无天日、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才在菜市街一个大杂院里租了一间漏雨的茅草房，全家五口人挤在一铺炕上。
为了糊口，父亲到处打短工，母亲给人家干零活。这年我6岁，已经懂事了，经常找些杂活干，不是到木材厂铲树皮，就是到郊外拾柴禾。尽管全家人拼命地干，一天下来还是挣不了几个钱，照样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没有办法，父亲打算将二弟送人，并找好了人家。就在对方来领人的头天晚上，我苦苦央求父母不要把二弟送人，母亲抱着二弟不住地流泪。同住一个院的老乡都过来宽慰父母，有人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东老家的力量很大，县里有了抗日政府，小日本快完蛋了，家乡的好日子不远了。
在乡亲们的鼓励下，父母打消了将二弟送人的念头。我们一家与几个同乡连夜踏上返乡的路程。刚回来的那几天，我们暂住在亲戚家里。后来，乡亲们帮着我们在当街的空地上挖了个“地窨子”，才算有了安身之处。
三闯关东的经历，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叫“闯”关东。闯关东就是闯鬼门关。天下老鸹一般黑，土地再肥也富不了穷人，土地再贫也穷不了权贵。不赶走小日本，不推翻压在头上的反动统治，劳苦大众就永无出头之日。要改变这个世界，靠天不行，靠腐败的政府不行，只有靠劳苦大众自己。
莘县是革命老区，共产党在这里开展活动比较早。从1928年冬在莘县建立起第一个党小组，到1938年5月，全县党员发展到800多名，建立了4个区委和20多个农村党支部。1939年9月，县区两级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武装和工农青妇群等团体。到1940年夏天，县区游击队已发展到700多人，抗日运动如火如荼。莘县由此成为鲁西北地区的“抗日模范县”。
曹屯村的党组织也比较活跃。1939年，村里成立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党支部团结广大贫苦农民，打日寇、斗地主、除汉奸，成为与敌斗争的坚强指挥部。为适应斗争形势，村里还成立了农会、妇救会、儿童团、青抗先等抗日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曹屯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日堡垒村。
1939年2月，日军侵占莘县城后，各种势力相互交织，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当时，莘县有三个政府：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一个是日伪政府，再一个是国民党政府。日伪军残酷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实行堡垒政策、囚笼政策、“三光”政策，挖封锁沟，修建碉堡，抗日根据地一天天缩小，人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就在这一年，年仅8岁的我在抗日政府的教育引导下，参加了儿童团。
当时，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鼓舞民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宣传进步思想，动员群众与封建势力、封建思想作斗争。在“团结抗战，共赴国难”、“坚持抗战到底”、“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等口号的鼓舞下，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我逐渐明白了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领路人，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跟共产党走没有错的革命道理。我和小伙伴们站岗放哨、带路送信、张贴抗日标语，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那时候，送信是我们儿童团一项重要任务。敌人炮楼林立，密探出没频繁，给送信带来很大困难。但我们年龄小，不易被敌人察觉，又熟悉环境，每次都能准时送到，从没出过差错。小伙伴们的积极性都很高，一有任务都争着去。有首儿歌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嫂子站岗在村西，俺娘灯下做军衣。大姐出门抬担架，鸡毛信儿俺送去。”
儿童团的活动多种多样。大家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没有上过学，学习识字便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大人写标语，我们跟着描；大人贴标语，我们学着念。村支书带回一本识字课本，大家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争着看、比着学。慢慢地，既认得一些生字，又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我们还经常学唱抗战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印象最深的是《八路军军歌》，大家唱起来很带劲，就像当上八路军一样。
根据地的少年儿童团
1942年，冀鲁豫地区遇到历史罕见的大旱，鲁西北地区有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借灾荒之年，日伪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敌人反复扫荡，构筑据点，蚕食根据地；培植地主汉奸势力，进行政治诱降；派出股匪，四处破坏；借机合并集市，倒卖粮食，实施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困死饿死我抗日军民。地主、富农趁机囤积居奇，放高利贷，搞青苗贷款，掠夺农民的土地、农具、房屋，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面对严重的天灾人祸，莘县地方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向地主、富农借粮斗争，我们儿童团也积极投入到这一斗争中。
借粮之前，先摸清地主、富农的底数，确定借粮对象和先后顺序。借粮时采取先礼后兵的方法，前边的人进去讲借粮的道理，后边的人带着运粮工具在外面等着，形成强大的阵势，使借粮对象愿借也得借、不愿借也得借。在农会的领导下，儿童团和群众一起，同地主富农斗智斗勇，取得借粮斗争的胜利。抗日政府用借来的粮食赈济灾民，帮助人民群众度过灾荒。通过这次借粮斗争，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党组织的基础进一步巩固。
在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八路军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大力消除封建余毒。我们儿童团积极配合，组织起来反封建、破迷信。大家挨家挨户进行宣传，推倒庙宇里的泥塑神像，赶跑巫婆神汉。每逢集市，我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带着剪刀守在路口，发现有留纂和裹脚的妇女，就围上去劝说剪短发、放裹脚。
在斗争中，我逐渐成长。1943年11月，我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同时兼任儿童团长。村里的青抗先队员有50多人，下设小队和组，各项活动开展得异常活跃。而这时的根据地已度过最困难时期，正酝酿着向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
李来柱上将与曹屯村乡亲忆当年峥嵘岁月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几十年来，我十分怀念儿童团和青抗先的火热斗争生活，至今记忆犹新。虽然那时年纪不大，懂得的革命道理不多，但我们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什么都不怕。特别是亲眼看到旧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凄惨情景，亲身感受到日伪军的残暴和土豪劣绅对劳动人民的压榨，由此产生的强烈反抗意识在我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从那时起，我就坚定一个信念：跟定共产党不回头，一生一世干革命。
本文据《李来柱上将回忆录》整理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