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前的今天,1966年8月24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李达逝世。
他曾公开发表署名文章,专题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他第一个在中国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他与陈独秀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共第一个组织——上海“中国共产党”;他创办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他创办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写作并出版《社会学大纲》,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一个佃农家庭。刚满5岁就跟着父亲识字。他天资聪颖,除了熟读指定的教材外,还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对数学和自然常识特别喜爱。15岁时,投考永州中学。因年纪小,个子矮,乡下人打扮,引得许多人围观。榜单上,李达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比第一名的朱保善小五六岁。进校后,朱保善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差。受到刺激的李达暗下决心,刻苦攻读,第一学期结束时,便跃居年级第一名。
青年时期的李达,理想经历多次变迁。辛亥革命爆发后,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思想的影响,于1913年和1917年,两次赴日本留学,攻读理科,力图为“实业救国”、“科技救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李达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不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李达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最终放弃理科专业,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回国内发表,这使得他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李达到达上海后,认识了另一个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苏浙才女王会悟。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会见李达、李汉俊,建议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李达等随即联系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由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致信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除邀请信外,李达等还给每位参会代表寄去100元路费,这些费用出自共产国际给的经费。“一大”会址选定和外地代表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
筹备建党期间,李达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博文女校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因学联跟女联(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有工作往来,李达结识了在女联从事文秘工作的年轻女子王会悟。两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接触频繁,遂生爱意。
李、王的婚礼由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操持,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举行。二人的婚房随后成为《共产党》月刊编辑部。《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它首次鲜明地树起“共产党”的旗帜。
李达特别忙,加上还有编辑工作,于是把大会的一系列事务,包括给各地代表发会议通知、安排代表住宿以及确定“一大”会址,都托付给妻子王会悟。
王会悟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懈怠。想了几处开会的地方,经过反复斟酌觉得不够安全便放弃了。最后,她想到了李书诚的寓所。李书诚乃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亲哥,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左派人物,阅历丰富,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声望。王会悟还了解到,李书诚一家已出外避暑,如能在他家找个房间开会,安全系数要高得多。李家离上海博文女校很近,代表们行动也较方便。王会悟当即找李汉俊商议。于是,中共“一大”的会场问题得以解决。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日至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方案,7月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不料7月30日晚8时,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宣布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迅速分散。不多时,十几个法国巡捕就进来搜查了。看来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开了,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王会悟十分热心,她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通过。嘉兴是王会悟读过书的地方,那里情况她十分熟悉。7月31日清晨,王会悟乘头班车先到嘉兴,租了一条游船并点了一桌酒席。上午10时代表们到达嘉兴,王会悟扮成舞女在游船外放风,一旦发现异常,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
“一大”南湖会议在游船上开了约7个小时,下午6时完成全部议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在简短的闭幕式上,代表们低声齐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解放万岁!”等口号,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同李达一样,王会悟也是中共“一大”会议成功召开的幕后功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虽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却多次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毛泽东亲自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从1953年2月24日李达正式在武汉大学工作,他在武大主政长达13年时间。
1958年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少地方提出了违反常识的口号。9月,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视察大江南北到达武汉,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见到了毛泽东。
交谈中,李达提出,“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这样的提法,是不科学的。毛泽东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这个口号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李达则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在现阶段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毛泽东有些激动起来,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李达也开始激动了:“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浇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
这时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
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李达激昂地说:“不是我要烧你!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在座的人们都被李达的话吓坏了,但李达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争论中,毛泽东虽然激动,却控制住了情绪;停了一会儿,他放缓语气说:“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讲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现在是你头脑太热!”李达临离开时,又对毛泽东说了一句,“你应该冷静下来!”
李达离开后,毛泽东在房间里一边吸烟一边沉思……
晚上,毛泽东到东湖岸边散步,对跟随他的工作人员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岁了,但不够耳顺;听了鹤鸣(李达的字)兄的话很逆耳,以后要再同他多谈谈。”
“文革”前夕,由于李达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在运动中变成了“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这时已经受长达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骨瘦如柴,其家属提出自己出钱治疗,但却遭到拒绝。仅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便决定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李达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 七月十九日
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他把信装进牛皮纸信封内密封好,然后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可20天后,信辗转送到了北京,当毛泽东看到李达的信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1966年8月,已经76岁的李达再次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批斗会结束后的8月13日,李达突然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降低,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卫生科的医生提出要到医院治疗,再次遭到拒绝。一直拖到8月22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危急时刻,迫害他的人竟惨无人道地命令停止为他用药。临终前,李达还在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
1966年8月24日,李达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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