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档案馆将“纸灰档案”编辑成集。
1905年日本关东宪兵队本部。
“纸灰档案”发掘现场 。
核心提示
1945年8月，在大连的日本侵略者开始焚烧档案，销毁侵略罪证。然而，这些没燃尽的档案发生炭化反应后竟然保留了下来。上世纪80年代，这些“纸灰档案”上的内容被研究人员破译，并结集出版，日本侵略者在大连的罪行从此昭示天下。
1945年8月，占领大连地区的日本侵略者开始大量销毁罪证，焚烧档案并就地掩埋。然而，不少没燃尽的档案发生炭化反应后得以保留下来，上世纪80年代被研究人员修复和破译，命名为“纸灰档案”。
史记
于成福：大连市档案局（馆）档案资料征集处处长。撰写发表多篇论文并获奖。
“纸灰档案”恰是日本侵略者毁迹灭证的证据
大连市档案馆内，2006卷“纸灰档案”无声地述说着1905年至1945年间日本侵占大连时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大连市档案局档案编研处的工作人员孔晶告诉记者，这些“纸灰档案”的原件，最初都是在大连市区的工地上发现的。
1964年11月，谭守昆、吴忠仁等7名工人在旅大市公安局（日本统治时期为日本大连警察部所在地）北门处挖树坑。突然他们挖出大量的黑色炭状物，状似纸张、书籍焚烧后的纸灰，却又能完整托起，不像普通纸灰那样一经触碰就破碎。阳光斜照在工人们手中的纸灰上，大家猛然发现，纸灰上面还有字，仔细辨认还是日本字。
考虑到这里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是日本警察的办公地，这些日文资料一定非同寻常。在场人员立即向旅大市公安局报告。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小心地将所发现的纸灰全部挖出来带走。经过初步整理、鉴定，旅大市公安局确认这些纸灰是日军侵占大连期间形成的档案，应该是日军撤离大连前对档案进行销毁处理的残留物，“纸灰档案”的叫法开始流传起来。
孔晶向记者介绍说，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到8月22日日军被解除武装投降期间，日本大连宪兵队、关东州厅、警察部、刑务所等敌警、宪、特机关大量销毁罪证，焚烧了文书档案、技术图纸、经济账目、特工人员名单等众多档案资料。其中，沙河口日本警察署长江见俊男将特工人员名册全部化为灰烬，大广场日本警察署长上村八藏则在警察署后院将各种文书档案全部烧掉。
据知情人回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刚一播出，日军很快就将一批记录日本在旅顺刑务所犯下滔天罪行的档案资料集中烧毁，焚烧行动一直持续了3天。日本战犯、原旅顺刑务所所长田子仁郎在1955年的审讯供词中交代，原旅顺刑务所的档案是在他的指挥下烧毁的，“只有收容者身份账留了下来”。
这样的销毁行为还有很多。但“纸灰档案”恰好将日本侵略者极力想销毁的档案保留了下来。1964年11月7日之后，大连一些施工工地又陆续挖掘出“纸灰档案”。“这些档案，既是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揭露，也是日本侵略者毁迹灭证的历史证据。”孔晶说。
“纸灰档案”的形成与烧炭原理相似
这些日本侵略者一心想销毁的档案为何会成为“纸灰”呢？大连市档案局档案资料征集处处长于成福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做贼心虚，行动仓促造成的。
当时的日本侵略者不敢在白天焚烧档案，只能在晚上偷偷进行。他们把档案投入挖开的沟中点燃，又在这些文件、资料尚未燃尽时便匆匆填埋。结果表层的档案烧毁了，下面的档案没有充分燃烧，这些由草木纤维构成的纸张在缺氧条件下处于完全炭化或半炭化状态，在泥土的常年掩盖下保存了下来。“‘纸灰档案’的形成与烧炭的原理相似。”于成福说。
由于这些档案怕风化，易破碎，无法翻阅，且不易保存和复制，公安部门受条件所限，只能对其加以整理、编目保存。上世纪80年代初，公安部门将这些档案移交给刚刚成立的大连市档案馆，大连市档案馆正式将这批档案命名为“纸灰档案”。
此时，如何抢救“纸灰档案”，恢复其原貌就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大连市档案馆成立了专门技术部门，启动对“纸灰档案”的复原和破解工作，于成福就是当时技术攻关组的成员之一。
于成福说：“当时既没有现成的技术可借鉴，又没有科学的工具用来操作，复原‘纸灰档案’的难度可想而知，其过程漫长而艰难。”他们曾把炭化的档案剥离后进行托裱，但剥离过程中炭化的纸张很容易破碎；他们曾决定用手工抄写，但抄写不能保持原件的特征，且易出差错；他们也曾想采用普通拍照、红外摄影、红外扫描等办法进行恢复，但都没有成功。
历时数载，经过反复尝试，从事保护技术工作的于成福和同事们选择运用特殊的照相翻拍技术，终于打开了还原“纸灰档案”的大门。
他们先采取特殊的裱糊技术，将“纸灰档案”进行拼接、托裱；然后利用其纸面与字迹的笔痕在强光照射下形成的明暗反差，进行翻拍、复制；随后，用低感光度色盲片进行翻拍，将照片高反差洗印；最后，用复印机放大复印成纸件，装订保存。
如此操作，共需十几道程序，一页“纸灰档案”的复制最少需要2天至3天，最终保证了“纸灰档案”复印件的内容、笔迹与原件完全一致！
“这些技术流程，如今说起来不免枯燥，而当初无论是‘纸灰档案’的加固、翻拍条件的选择，还是显影过程的控制，都需要精确到极致，如同走钢丝般小心翼翼、惊心动魄，馆藏‘纸灰档案’就是这么被复制下来、成功抢救的。”于成福对记者说。
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历史罪行
2006卷“纸灰档案”，大部分是1905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大连期间，日本大连宪兵队、关东州厅、警察部及各警察署等殖民统治机关的档案，主要反映日本警、宪、特机关日常工作、训练及其对当时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秘密开展调查的记录。这些档案载有日本军、警、宪、特机关在大连、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这成为日本侵略者欲将其销毁的主要原因。
“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些庞大的警、宪、特机关残酷迫害旅大乃至东北地区的中国人，同时对于建立不久的中共大连地方组织，不断采取公开与秘密搜查、大肆逮捕、严刑拷打等各种手段疯狂镇压，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多次遭到毁灭性打击与破坏。”孔晶说。
“纸灰档案”中，“查缴放火团”的记载屡次出现。“放火团”又称“抗日放火团”，是以大连工人为主体的以破坏日本在华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和烧毁日军战略物资为目标的国际反法西斯组织，其活动中心在大连，姬守先、黄振中等中共党员是该组织的骨干。
据日军档案中的统计，1935年到1940年间，“抗日放火团”在大连秘密实施放火57次，给日军造成了多达3000万日元损失，这些钱足够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一年的军费开支。这令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痛的大连人民欢欣鼓舞，也令日本侵略者大为震动，惊慌失措。
“抗日放火团”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讲究方法，采用化学燃烧装置放火，大火在燃烧装置启动许久后燃起，现场不留一点痕迹，与自然火灾无异，使日本特务们每天“不眠不休”地进行侦查，仍毫无成效。一个参与侦破“放火团”事件的日本警官曾如实记载：“纵火事件经常发生，为此而头痛的关东局总长大津(曾担任过日本警视厅刑事部长)经常催促着：‘抓到犯人了吗？’可是再怎么严厉训斥警察也不顶用，因此他十分着急。”
“抗日放火团”活动是大连近代史上最大的抗日斗争事件。为追查“抗日放火团”，日本侵略者在5年时间里动用3000余人，日本警、宪、特三位一体共同调查，野蛮残害大连工人。据相关档案等资料统计，日本警、宪、特迫害有涉案嫌疑的大连工人达百万人次，其中盘查虐待60万余人，拘留、拷问、审讯10万余人，致死致残千余人，判刑下狱近百人。
于成福对记者说，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在大连进行殖民统治的绝大部分档案都被带回日本国内或就地销毁，留存下来的日本统治时期的档案少之又少。“纸灰档案”的发掘和还原，对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有价值的资料，既有日本侵华的桩桩铁证，也有大连人民反殖民统治的线索。
（大连市档案馆供图）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