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少子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这两天，一篇关注生育的文章引发广泛关注，吸睛的点不仅在于“立刻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吁，更在于“设立生育基金制度”的建议。
以前生二孩，要交社会抚养费，这笔费用用到哪里并不清楚，长期被质疑为“收得爽快，用得糊涂”，但好歹可以说是二孩家庭自己承担自己的社会抚养费。
现在该专家建议，40岁之前要缴纳生育基金，不生二孩，不能领取，这其实就是要为其他人生二孩交社会抚养费，问题是——别人生孩子关自己什么事？
要鼓励生育，不要指望想着法子由民众自己承担生育成本，甚至巧立名目的增加生育成本，而必须由国家承担生育成本。
换句话说，与其考虑设生育基金制度，不如在国家层面要考虑建立国家儿童监护制度，由国家承担未成年孩子出生后到成年的部分教育、医疗费用，甚至基本的生活费用。
在放开二孩政策后，我国出生人口并没有如有关专家预测的那样井喷。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与其学生合写的一篇发表于2014年的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预测全面放开二胎后，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峰值会达到4995万。可2017年，我国新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的出生人口1786万减少了63万人，与4995万相差太多。
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社会的传统生育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已经变了。包括以前宁愿罚款也要超生、多生的农村，也随着年轻人进城务工而改变了生育观。
而生育观的转变，与生育成本有直接关系，现在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都感受到巨大的生育成本压力——生孩子不是只把孩子生出来，还必须养育，让孩子吃饱穿暖，送孩子读书，给孩子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媒体曾调查一个城市的育儿成本，北京的育儿成本平均高达276万元。与这么高的育儿成本相比，生育奖励、补贴都是毛毛雨。
我国一些专家提出的提高适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建议，是非奖即罚，缴纳生育金，实际是对不生二孩的家庭的变相“罚款”。
要鼓励适龄夫妻生育孩子，我国需要考虑减轻家庭的生育成本，而由国家承担生育成本。在发达国家，具体的制度就是国家儿童监护制度，在加拿大，孩子一出生，就会领取政府每月300加币的牛奶金，孩子成年之前的所有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由国家承担。
国家儿童监护制度不但减轻家庭生育成本，而且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如父母作为监护人没有履行监护职责，将剥夺监护人资格，由于儿童的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均由国家承担，所以剥夺不合格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委托其他人监护不存在什么障碍。我国针对未成年人被父母体罚、虐待伤害问题，也提出要撤销不合格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但具体落实特别困难，因为这需要父母提供生活费用，才能委托其他人（机构）监护。
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要一步到位实施国家儿童监护制度，困难的确不小。但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减轻所有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医疗费用支出负担，并对农村地区的孩子率先实行生活补贴。尤其是教育方面，要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考虑将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缓解择校热；要在全国探索免费高中教育制度（这方面已有地方迈出了步子）。
要而言之，国家和社会多考虑为家庭生育分忧，承担责任，才是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正道。
熊丙奇（教育学者）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