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拉动力量，长期保持快速和较快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经济风险也伴随而来。总的来看，中国经济正站在产能周期底部和金融周期顶部，稳中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但也要看到，近期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下半年尤其要防范内外需因素叠加可能导致的快速下滑。中美经贸摩擦、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金融去杠杆、房地产调控、棚改货币化比例降低，对经济增速影响或将在下半年集中显现。
为了化解各种经济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开会议作出明确指示，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增强创新力、发展新动能，打通去产能的制度梗阻，降低企业成本。会议要求，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
紧盯金融风险
当前，中国正处于金融周期的顶部，融资形势偏紧。上半年社融新增9.1万亿元，较2017年同期少增2万亿元，6月底社融增速9.8%，M2增速降至8%，均创历史新低。在去杠杆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融资条件持续紧缩及债务到期双重压力导致企业信用风险开始暴露。
我国面临的经济金融风险主要有两个。一是实体经济负债规模较大，而且隐含较多的不良负债，应该利用好当前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时机，及时清理。二是我国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太强，现金、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的总量已经大约172万亿人民币，与GDP相比超过200%。这些随时可变现的资产会导致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较差。因此，要从根子上改革，调整金融产品结构，引导储蓄者直接持有流动性低一点的债券或其它证券，提升金融稳定性。
7月25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第一财经研究院共同发布《中国金融风险和稳定报告2018》。报告认为，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较强的韧性，资本外流压力缓解，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出现了升值，中国金融体系保持了总体稳定。另一方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宏观杠杆率大体稳定。在此过程中，金融监管体系也进行了整合与重塑，新时期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体系正在成型。进入2018年，中国保持了战略定力，旨在解决长期系统性风险的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然而，美国顺周期经济政策导致的全球宏观金融风险加剧，全球贸易争端升温，中国面临的内外部金融压力正在加大。
报告将之概括为相互交织、方向各异的三大风险：一是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停滞，去杠杆过程中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定力不足，可能导致和加剧新一轮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风险积累。二是去杠杆过程中打破刚兑的节奏和力度如果过于激进，可能带来信用过度紧缩、债务违约的传染和扩散，并触发更大范围内金融市场的风险暴露，导致过大的金融市场波动风险；三是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全球贸易争端升级，这些外部因素通过贸易、全球价值链（GVC）和金融渠道传导，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冲击，尤其是其可能导致的信心冲击，会加剧内外部金融风险的互相强化，对金融稳定构成重大挑战。
随着贸易战的逐渐升级，不仅是国内，全球的避险情绪都在增加，这导致了对股市的心理预期的不断恶化，股市自然会相应下跌；贸易战受波及的企业业绩变差，那些受贸易战波及的企业，他们的经营业绩变差，自然会反应到股价上，而这些企业股价的下跌，又会产生连锁反应，波及到其它行业的股票。这些连锁反应，又会进一步把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搞的更差，加速了投资者撤离；中国股市正处于调结构、降杠杆的大背景之下，本身就是在阵痛中低位运行，再加上部分企业爆“业绩地雷”，本身就给股市造成了极大的下行压力。而贸易战的逐步升级，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内外交困，下跌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人民币汇率下跌明显
不只是股价在跌，人民币也在跌。这几个月来，人民币已经连探新低，不断破记录。在岸人民币。从3月份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人民币不断贬值——
外因：一方面是美元走强，另一方面就是贸易战了。2018年开年以来，美元持续走强，特朗普的对外强硬政策，以及美联储加息，都是美元升值的原因。美元走强，相应的人民币就会贬值。而贸易战对人民币贬值的影响，一方面是冲击中国贸易，导致人民币自身有了贬值压力；另一方面是强化了美元。当然，加息也好，贸易战也好，都是美国打击中国的经贸手段，属于组合拳。
内因：主要是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前面讲过，中国现在正在调整结构、降杠杆，并加强金融监管，这不仅对股市有压力，对汇率也有压力。今年以来，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数据双双下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济基本面在变弱，整个经济的活力在变弱，这种情况下，贸易战爆发了，简直是雪上加霜。叠加之下，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估计还会加大。
房产泡沫会被挤破吗
房地产周期处于调控中期，未来将从短期调控转向建立长效机制。房地产销售、到位资金增速等先行指标趋于回落。7月份一些政策已释放出某些信号，去库存任务基本完成，棚改货币化比例将大幅降低，这意味着非大城市圈周边的三四线城市房价或将下行。
产能周期已经触底，新周期正积蓄力量。经过2010年至2015年市场自发去产能，叠加2016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环保督察，我国产能调整明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回升至76.8%，资产负债率从58%降至56%以下后，现有所回升，制造业投资在4%至6%持续筑底后缓慢回升至6.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持续15%以上的高增长。预计未来将开启新一轮企业资本开支周期，不再是传统落后过剩的产能扩张，而是带有新周期新经济的内涵。
现在最关注的资产泡沫，是房地产。我们担心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会引起金融风险。然而，我们提出是要抑制房地产泡沫，而非挤破泡沫。因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如果挤破了，后果比1990年日本要严重多了。因为我们个人财富的65%是房产，一旦挤破，所有人财富将缩水，而且所有财富都以现在的价格为基础，一旦大幅度下跌，必然导致信用关系断裂，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2018年是房地产企业债券的集中兑付年，2017年底出台了“大资管”统一监管的新条例，整个2017年的企业债券发行量从2016年的6万多亿，减少到了2017年的4万多亿，减少了不到2万亿。公认的企业债券一部分是房地产企业为主，另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城投债为主。地方政府的风险通过债券置换已经大大降低了，我们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地方政府，最多是各地方政府累进裤腰带。
近年来，楼市调控取得一定成效，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态势得到初步遏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得到一定控制，但这些成绩来之不易。以限售、限购、限价、限贷为核心的调控政策被称为“史上最严”。在从紧调控下，热点城市房价绝对值仍处高位，部分需求向三四线城市转移引发当地房价过快上涨。高房价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倘若此时放松调控，不仅之前调控成绩付诸东流，而且房价报复性反弹会引发难以估量的社会效应。
控制好开放带来的风险
习主席在今年4月博鳌论坛上曾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尤其是在中美经贸摩擦的关口，把握好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节奏尤为重要。
在持股比例放开后，如果外资的金融机构可以作为第一大股东，甚至可以设立分公司和子公司，实质上国内的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压力变得更大，究竟有没有竞争的实力，如果竞争能力无法满足竞争需求，国内的金融机构可能会出现破产的现象，危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由于金融业务范围的拓宽，实质上弱化了对国内金融机构的保护。
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3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3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5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提高人民币市场化的程度，意味着人民币市场从国内拓展到国外，由全球化的大市场决定。减少了外汇管制，资本市场也随之开放，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可能将变大，从宏观上来讲对我国的金融市场构成了危机，普通投资者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将变大。
传统金融理论与实际金融现实导致金融风险变数扩大，而且各国金融风险应对意识、能力和水平也逐渐强化与提高， 金融战略设计与关注已经成为各国经济核心战略。
实体经济的风险在哪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下称财科院)日前在北京公布调研报告——《降成本：2018年的调查与分析》(下称报告)。报告表示，中国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有所下降，盈利状况有所改善，降成本目标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同时，降成本面临着政策空间缩小、边际效应快速递减、制度成本居高不下、防风险加大成本压力等诸多新挑战。
公布上述报告之前，今年4到6月，财科院第三次组织进行“降成本”大型调研，调研行业涉及有色金属冶炼、机械制造、化工、电子科技等多个产业领域，贯穿原材料到终端消费品全产业链，涵盖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等不同规模企业，以及国有、集体、民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类型企业。通过线上问卷调查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对企业成本状况进行全面分析。其中，收回有效问卷12860份。
调研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整体向好，产能利用率逐年上升，研发投入逐年增加，资产负债率略有下降，盈利状况不断改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费用普遍下降。
与此同时，原材料成本上升明显，人工成本缓慢增长；用电成本整体下降，用地成本持续上升；融资成本上升，银行贷款仍是企业融资主渠道；纳税总额占企业综合成本费用比重较低，且呈下降趋势；物流成本持续上升，人工费用上涨是主要影响因素；营商环境有所改善，仍有很大改进空间；企业获得感仍需提升，降成本改革需要持续推进。自2017年以来，降成本政策积极有效，降成本目标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存在降成本政策呈现碎片化倾向、缺乏长期规划以及激励企业降成本不明显等问题。
降成本除受到人工成本、环境成本等企业成本持续增长的抵消，以及企业创新能力短期内难以提高等影响外，也面临着一些新挑战。刘尚希建议，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加快国企改革，破除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成本。激发企业降成本的内生动力，形成中央和地方协同发力的局面。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