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黎雪同志1918年9月出生在湖北省沔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红小鬼”黎雪被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十大国际友人之一的路易·艾黎收养。1937年，经艾黎、宋庆龄等人介绍，黎雪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黎雪任白求恩大夫的翻译。1988年12月29日，黎雪因病在北京逝世，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副主席王震、总理李鹏，以及芮杏文、习仲勋、倪志福等同志送了花圈或出席黎雪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年是黎雪百年诞辰和逝世30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刊发黎雪当年在白求恩大夫身边工作、生活的文章，以此纪念黎雪同志。
白求恩：“不间断地工作是我最愉快的事情!”
1938年3月18日中午,我随同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姜其贤以及卫生系统的一些同志,来到陕北延安南关外大道。这里已经排满了夹道欢迎的人群，由远而近的卡车停在欢迎队伍的前沿。此时，从右驾驶室里出来一位身着西班牙人民军军装、肩缀五星、碧眼褐发的外国人，那就是白求恩大夫。当时，组织给我的任务是担任白求恩大夫的翻译。白求恩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迈以可”。“嗯，不，我们美洲人称迈以可为米克。你看这样不是更好吗？”他边说边端详我眉宇间的疤痕，问致伤原因，并想了解我学习英语的经历。我告诉他，我原是洪湖赤卫队的一名红小鬼，1932年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从苏区疏散到武汉，进孤儿院养伤。后来，孤儿院的院长发现敌人到处搜捕红军伤病员，就将我的情况告诉了当时在武汉监督发放救灾物资的路易·艾黎。艾黎便以参观为名，将我带到上海，我在那里边学习、边工作，过了5年多敌后生活。
“米克，”白求恩高兴地说：“路易·艾黎与我是好朋友，我们经常通信。革命友爱不分中外，你们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语言、国家的界限能把我们分开。”他奔放豪爽的性格立即感染了我，我们亲密无间地交谈起来。这时，他提出要到医院去探视病人。我向他解释军委卫生部安排他今天休息，但他执意要去。他说：“我的心早就到了延安。我在《中国呼声》杂志里和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已经熟悉了这里的情况。探视病人是我的责任，不间断地工作是我最愉快的事情！”拗不过他，当天下午4点半我们来到宝塔山医院。他探视了每个病房，对每个伤病员都认真地问诊，对被俘虏的日本伤员也一视同仁。白求恩还把一部X光机和发电机带到延安，于四月初安装好后，就开始给中央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检查身体。
白求恩严肃而缓慢地抽出了“加拿大共产党”党证
1938年4月20日傍晚，我们接到通知：“毛泽东主席今晚在延安的窑洞接见白求恩大夫”。当晚，我随同白求恩来到毛主席简朴的窑洞。毛主席详尽地阐述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形势，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情况以及抗日战争的前途。毛主席十分关心白求恩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白求恩激动地解开衣扣，从贴胸的衣袋里拿出一个皮夹，严肃而缓慢地抽出了加拿大共产党的党证，双手展示给毛主席。他向毛主席请求，到抗日前线去，并保证：将自己掌握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他说：只要批准他组成手术队赴前线，在战地实施初步疗伤，便可使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免于死亡。而且，训练医务人员的工作也只有在前线才更有效，更实际。毛主席答应了，并祝他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会见，一直持续到午夜之后。皓月当空，毛主席和白求恩并肩步出窑洞。毛主席站在窑洞前的台阶上，目送着白求恩消失于弯曲的路途之中。
白求恩每天晚上都要在我给他安排好床具之后，来到我的床前问候晚安，然后熄灯，而今天他却不让我铺床，郑重地送给我一本英文版的《列宁主义概论》。然后让我去睡觉，但他房间里的烛光一直亮到天明——他连夜把这次会见记下来，寄给了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黄河之滨确实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白求恩每天早晨都要爬山或散步。4月21日这一天，他显得格外精神，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他边爬山，边唱着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争中流行的歌曲《塔洛莽营之歌》，接着他又唱起了《保卫马德里之歌》。这时，他停下来问我：“你会唱什么歌？”“我喜欢唱《抗大校歌》。”“好的，米克！你来唱，我指挥。”于是，我沉醉于我所喜欢的旋律之中：“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我唱完之后，白求恩拍着我的肩膀说：“米克，我来到中国近四个月了，到延安也有一个月了。在武汉当我经济拮据时，化学家叶渚沛虽然工资微薄，但他把钱全部送给了我。他的慷慨大方、舍己为人，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在武汉我还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对我来延安做了细致周密的安排。周恩来的卓越才能和潇洒的风度，使得我随时愿意听从他的调遣。检查身体时，我见到了集聚在延安的早已熟悉的革命领导人朱德、陈云，还有陈赓、肖劲光……在医院里，我见到了光荣负伤的八路军指战员。昨天，我又见到了伟大的毛泽东主席。黄河之滨确实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你们中间和你们一起工作和生活。我要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直到抗战胜利！”白求恩拉住我的手说：“从（1938年）1月下旬我到达香港之后，随即转乘飞机到达武汉。途中所见所闻都是日本侵略军步步南进，而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武汉的国民党俊逸署长，曾邀我留下任职。我当场回答说：‘我不能奉陪你们的快速后退。我的岗位，在坚持敌后斗争的八路军、新四军那里。’我挥舞着手臂，指着巍峨的宝塔山说，‘我决定去延安’。”
抗战时期，黎雪同志（后排左二）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担任英语翻译。前排中为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
“在八路军里，我也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有一次，在手术室里，我见到白求恩的护士琼·尤恩递错了手术刀。白求恩马上对护士说：“这是治病救人，你在想什么？应该手、脑配合一致！”还有一次，在战役之前，白求恩作了详尽的案头准备，要求在限定时间内备好医药器械。由于有关人员未能如期完成，白求恩非常暴躁地批评了他们。当时，我只能转达白求恩的意见，而没有翻译他的原话。他边说边问我是否逐字逐句作了翻译，我说：“如实地译转了，他们都明白了，下不为例。”在我的缓冲调解下，白求恩总算息怒了。
1938年5月，我们过黄河来到山西南县东城镇120师司令部。白求恩在一个星期里为520名伤员作了检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又为147名伤员作了手术。有一天夜里，白求恩手提马灯去察看伤员情况。突然听到呼唤，他应声而至，询问伤员有什么事。伤员见是白求恩大夫，却摇头不作回答。白求恩看看这位下肢负伤的伤员，想了想，转身从地下拿起便盆，抱起伤员坐在便盆解了手，然后说：“对不起呀，同志，我们的护士少，没有及时帮助你，让你着急了。以后只要需要，你可以要求任何人帮助你，千万不要客气。特别对于我，你不应拒绝我为你服务。因为在八路军里，我也是一个普通的战士。”这位身负重伤的战士当场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当时，中共中央批给白求恩每月一、二百元生活费，他都坚决谢绝；派给他警卫员，他说，“派警卫员去英雄有用武之地为最好。”在手术室里，“下一个……下一个……”他不停地工作。在陕公、抗大、东北干部队……他不停地演说。在工余时间，在打字机旁，为了记录历史，为了能经常向加拿大共产党汇报情况，为了使《论持久战》、《论游击战争战略战术问题》能给加拿大共产党员传阅，他不停地工作。在他向我道晚安之前，他不间断的接待络绎不绝的来客。
由于工作需要，在白求恩去五台山前夕，我奉命调回延安。1939年11月12日，诺尔曼·白求恩因抢救伤员中毒，经多方救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光荣牺牲。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与身旁的同志一一握手，鼓舞人们：“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当年，是什么力量促使白求恩毅然抛弃富裕的生活去支援被侵略的西班牙，九死一生之后又为什么来到中国的敌后战场？那是因为他忠于自己的信仰——共产主义。白求恩不愧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黎雪）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