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30日，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闭幕会现场，迫使一大闭幕会于7月31日在通往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召开。
这个程子卿是何许人也？
程子卿
程子卿(1882年-1961年)，江苏镇江人。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码头上做搬运工，他天生力气大，可以双臂夹两袋米奔走如飞。在那里，他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很快在帮会里有了地位。当时人称黄金荣为黄老大，丁顺华为丁老二，程子卿为程老三。又因为程子卿皮肤生得黑，有个绰号叫“黑皮子卿”。
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中间为程子卿
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人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度过。
程子卿两度逮捕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地点分别在现在的成都北路和南昌路，当时都是法国人的地盘。后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和社会各界等多方协同出钱出力营救，陈独秀等才获释。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自己逃不出人民的手心，可能被捕，就给宋庆龄写信求救。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也算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宋庆龄接到这封信之后，将程子卿在上海如何帮助她营救革命人士的事情详细的向毛泽东做了阐述。根据当时处理反革命分子的原则，对程子卿进行了宽大处理，未予逮捕。
在上海法租界里，程子卿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码头扛包出身，一直做到华人督察长，他的人生堪称精彩。但在中国波澜壮阔的近代史上，程子卿却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就是这个小人物的出场——闯入中国共产党一次代表大会会场，却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举行。“李公馆”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所。1921年春，三十九岁的李书城租下这里两幢房子，即108号与106号。他把两幢房子打通，李书城和妻子薛文淑住在108号楼上，而他的弟弟李汉俊则住在106号楼上。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
不久，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和李达一起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
这样，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7月30日夜幕降临之后，李公馆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忽然腹泻，只好独自躺在离此不远的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
8点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然闯入一名中年男子，他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电影《建党伟业》剧照——密探程子卿闯入会场时代表们的表情
电影《建党伟业》剧照——闯入会场的程子卿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个法租界的“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
当时，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14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2人，共产国际代表2人。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那个突然闯入陌生人：包惠僧回忆他“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参加党的一大的有来自全国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在不速之客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为何没有走？后来他在《寒风集》中道出了原因：“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现在有了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对他有这样的恶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是中共党史专家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
……那个侦探告诉我，他实是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好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
搜查之后，那个侦探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文中“那个侦探”指的就是程子卿。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又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呢？经过中共党史专家的查证，是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他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他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到上海之后，密探们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
7月23日当晚,马林来李公馆时就已经引起了密探的注意。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前文所提及的程子卿！由于程子卿的闯入，中共一大被迫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由于程子卿的闯入，中共一大被迫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