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是民国历史上的一桩悬案。一百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寻找刺杀宋教仁的幕后凶手。此前，曾先后有人提出了“袁世凯说”、“赵秉钧说”和“陈其美说”等结论，但学者尚小明却说，由于研究者没有“充分占有史料，并以严谨的态度为之”，导致各种结论均有破绽，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号渔父，湖南省常德市桃源人，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
2013年，正值“宋案”发生百年，本打算写一篇论文的尚小明发现，“过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其实是一部失败的历史”，研究者甚至连宋案的基本案情都没能准确把握，更不用说案件细节了。于是他决定研究到底。跑遍各大档案馆，寻找与宋教仁案件相关的档案、电报、书信、报纸新闻、时人文集以及相关的研究著作，他抽丝剥茧，寻找线索，最终得出了迥异于前人研究的结论。
经过五年时间，尚小明最终写成了五百余页，54万字的著作《宋案重审》。
尚小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清代士人游幕表》《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宋案重审》等。编有《立宪团体》《山东谘议局》《山西谘议局》《国会请愿运动》等资料集。
原标题：百年宋案研究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宋案重审》的结论，那就是“宋教仁遇刺案”的幕后主使其实是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
《宋案重审》（作者：尚小明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2月）
这看似简单的结论，背后却要有大量文献档案的支持，以及在深厚史学素养积淀下进行的合理分析。
该书的开篇，尚小明将错误结论的出现归结为学术性探究屈指可数，对案情分析过于简单化，核心证据从未真正受到重视，以及大量史料未被发掘利用这四个原因。
尚小明认为，此前研究宋案的专业学者的研究特点是：
先平铺直叙宋教仁被刺前后情形，然后就谁是刺宋主谋这个核心问题，几乎不加分析，直接表明看法，内容陈陈相因，材料大同小异。说到底，就是偏于记述而非分析论证，因此，所述结论很难令人信服，甚至难以找到些许可给人启发之处。
在尚小明看来，此前宋案背后的主谋之所以会被错误地认为是赵秉钧、袁世凯，除了受革命史观的影响，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研究结论外，就是忽略了宋案发生之前一系列的有关事件。
由此，尚小明在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所藏《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攫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之后，提出“宋案”≠“刺宋案”，而是要与“刺宋”之前所发生的如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宋黄”、“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等一系列情节相联系。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洪述祖命人暗杀宋教仁的动机。
1913年3月22日凌晨宋教仁瞑目后，黄兴言，“俟穿衣后再行摄影，以符宋君之光明正大。”范鸿仙言，“宋君遭此惨劫，不可不留历史上哀恸纪念，居正赞成，遂赤上身、露伤痕，拍此一照。”
“宋案”≠“刺宋案”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作为总统的袁世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下令解散此前反清的秘密会党，宋案的主谋洪述祖就是在受命解散秘密会党的过程中与共进会会长、后来刺宋的直接执行者应夔丞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1912年12月，上海的国民党激进派发起组织“欢迎国会团”，要求正式国会在南京召开，试图摆脱袁世凯的控制。这一倡议，自然引起了袁世凯的反对，洪述祖 “乘机运动当局”，提出亲自南下，与应夔丞调查并解散了“欢迎国会团”。
洪、应二人本打算炮制一篇败坏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国民党领袖的文章。然而令洪述祖没想到的是，文章还没出来，“欢迎国会团”的发起人已经向袁世凯政府投诚。最终，无路可走的洪述祖，才有了拼死一搏派人暗杀宋教仁并借机谋利的想法。
全书的逻辑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有史料支撑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尚小明尤其强调清代“乾嘉学术”对自己的影响：
乾嘉学者从小学（语言文字学）入手的治学方法无疑在今天仍可给历史研究者以启发。我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一定要像乾嘉学者那样，首先去做文字（形体）、音韵、训诂研究，而是说，历史研究者面对每一条史料，都应当有乾嘉学者那种对语言文字高度重视的自觉，应当从每个字、词、句乃至语法、语气等角度入手进行精密解读，如此方能将史料当中所蕴含的各种内涵揭示出来。倘若对史料只是得其大意便据以立论，那么，无论其观点多么惊人，都是经不住检验的。
不过，尚小明仍担心自己的著作能否被读者准确理解。他说，由于《宋案重申》中考证占据了大部分篇幅，有些读者可能没有耐心读下去，或者只记住一个结论，导致断章取义。有些读者可能随意翻一下，就断言“宋案”与袁世凯、赵秉钧等人毫无关系，这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虽然“刺宋”环节与袁世凯、赵秉钧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们与“宋案”其他环节有关，而这些环节是导致“刺宋案”发生的直接原因。
1913年4月28日赵秉钧所发批驳宋案证据的自辩“勘电”底稿（原件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对话尚小明
宋案研究的唯一途径，是立足于可靠证据
新京报：你研究“宋案”的突破点，是你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攫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后文简称《检查报告》）。这份档案之前就已经公布，但是为什么没有人从中发现历史真相，你是如何通过这份档案得出了“宋案”真实的结论？
尚小明：《检查报告》共53件，是当年上海租界捕房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被认为是与刺宋最有关联的文件，经江苏都督程德全、黄兴等人检查、盖印并略加说明后公布。其内容凡研究宋案者无不知晓，但百余年来却一直无人能正确解读。
《宋案重审》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根据该核心证据确立了“宋案≠刺宋案”的认识，明确揭示宋案其实是由多个案情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然后结合其他史料对各个案情逐一进行严密考证，特别注意将看似毫无关联的各个案情之间的关联揭示出来，从而使包括刺宋在内的每个案情都可以在宋案全局中得到既有史料支撑、又符合当时政情的解释。
当时报刊上的“谋杀宋先生之关系者”。
新京报：你在《宋案重审》中提到“宋案”是由解散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等组成的。在民初的党派斗争中，秘密结社对于政治发展有什么影响？
尚小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之一，便是会党等反清秘密组织。早在1895年孙中山策划广州起义时，就曾利用过会党。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在各地发动的起义中，也多次利用会党或以会党为主要力量。
1911年上海光复之役，陈其美也利用过青帮和红帮。1912年7月建立的共进会，其前身就是青帮、红帮和公口等会党组织。共进会名义上为政党组织，实际上未脱帮会特性，开堂放票仍是其惯常做法，对地方治安构成很大威胁。因此，不仅袁世凯要取缔它，国民党当时为了与袁世凯合作，也不愿再与之为伍。从历史研究者的后见之明来看，国民党在当时未能对共进会采取积极改造或拉拢策略，使其成为国民党中一员，似乎是一大失策，走投无路的共进会因此倒向了袁世凯一方。宋案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
《宋教仁日记》【作者: 宋教仁 编者：中华书局编辑部（刘泱泱校订）版本: 中华书局 2014年5月】
新京报：你认为，洪述祖刺宋的目的是打击国民党。那么，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斗争问题是否也比较严重？
尚小明：洪述祖是袁世凯之私人，他刺宋的原因，除了借机获取私利，以及因构陷“孙黄宋”计划失败受到袁世凯嘲笑、急需给袁世凯一个交代外，也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与袁一致，而与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不同。洪述祖刺杀宋教仁的大背景则是在临时政府向正式政府过渡的关键时期，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权力之争日益尖锐化。
就国民党自身状况而言，从其前身同盟会时代起，内部就有不同派别。进入民国后，围绕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国民党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也有激烈派与稳健派之分。但总体而言，国民党内派系之间的分歧并非根本性或敌对性的。
近年来，一些人刻意夸大国民党内派系之争，声称宋教仁死于国民党内讧，其背后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持此论者缺乏鉴别史料真伪的能力，盲目轻信案发当时政府方面及其舆论喉舌所编造的陈其美、黄兴等人杀宋说；二、持此论者头脑当中的反“革命”思维作怪；三、持此论者不具备解读宋案核心证据的能力，因此虚晃一枪，另作所谓惊人之论。此类论者无一例外都是业余研究者，但他们的文字却借助网络宣传，流传甚广，误导了许多读者。必须强调，宋案研究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立足于相关可靠证据。（撰文 | 新京报特约记者 宋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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