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对航空事业的关注及人才培养工作,可一直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从1924年至1936年的12年间,我党先后派出4批共20多人到广州孙中山主办的黄埔军官学校和广州大沙头航空学校及苏联的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但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党一直未能组建起自己的航空队。
1937年10月。边城迪化正处于一年中的黄金季节。
正忙于筹备“新兵营”学习机械化装备的陈云同志,忽然把我((吕黎平))找去。一见面,第一句话就问:
“你对今后的工作去向,有什么打算呀?”
我望着陈云同志亲切的面容,毫无保留地说了内心的想法:第一,不愿到盛世才的政府里工作。因为我很小就从农村参军了,缺乏在城市里搞统战工作的社会经验。第二,愿意回延安。但不想在后方做原来的参谋工作,请求派我到抗日前线去。
陈云同志听后笑了笑,说:“把你留在新疆学飞行怎么样?’’
“学飞行?”我惊异地问道,“这可能吗?”
“有这样的可能”。陈云同志说:“我了解了盛世才的航空队情况,现有6架初级教练机,9架侦察轰炸机。他办过两期飞行训练班,一期机械训练班。教官主要是苏联人。现在,第二期飞行班快要毕业了。”
说着,他站了起来,一边踱着步,一边又深沉地说:“我们在中央根据地,在长征途中,吃了国民党空军多少苦头呀!许多英勇善战的好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下。你一定还记得长征途中,贺子珍同志在贵州挨飞机轰炸,受伤的情景吧?身上中了9块弹片!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用飞机对我华北军民狂轰滥炸,制造了很多血案。如果我们党有了一支自己的空军,革命的胜利就会早日到来!空军是很复杂的技术兵种,要建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我想,我们可以利用新疆的统战环境,借用盛世才的航空队,为我们党培养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的航空技术队伍。只要有了人才,再想办法通过国际援助获得飞机,我们的空军不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吗!”
听着陈云同志深谋远虑的设想,我高兴得心怦怦直跳。
陈云同志接着说:“现在,需要物色学习航空的人选了。今天先找你谈谈,你要有带领一部分同志,留新疆学航空的思想准备。”
我又惊又喜地注视着陈云同志。心想,若真能插上钢铁翅膀,飞上蓝天,向猖獗的敌机开火,为死难的烈士报仇,这是多么光荣的使命呀!可是,我就这么点文化,能学会驾驶复杂的飞机吗?当我说出自己的担心后,陈云同志鼓励我说:
“你才20岁,身体又好。而且语文有一定基础,主要是数、理知识还要提高。你可以集中一段时间抓紧补习文化嘛。”
陈云同志的鼓励,给我增添了信心和勇气。我立即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争取早日飞上蓝天!”
陈云同志最后又说:“我的这些设想,还要报党中央批准后才能实施,你就等通知吧。”
回到干部队后,我兴奋得一连几个晚上未睡好觉,急切地盼望新的消息早日到来。
没过多久,陈云同志开始找“新兵营”的各大队领导同志调查摸底,预选学习航空的对象。为了保证政治上的高质量,决定全部从共产党员中选拔。基本条件是:年轻、身体好,有一定的文化。原计划预选50名候选人,但定了30多名后,陈云同志就不再选了。
1937年11月上旬,陈云同志回延安工作,邓发同志留下接任党中央驻新疆代表。
后来,从延安来新疆学航空的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回到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亲自到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等单位挑选学航空的人员。确定预选对像后,他又在自己的窑洞里,对他们逐一当面考核。陈云同志用点读报纸某一段文章的办法,考察预选人的文化程度和视力;将怀表放到预选人身后的不同位置,观察预选人的听力如何;还用下棋来测试预选人是否灵活。
1938年1月初,邓发同志告诉我们:“中央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和安排。从延安挑选的19名学航空的同志,也已启程来新疆。”
2月初,盛世才正式通知我们在近期内完成体检和人学文化考试,2月底到航空队报到。
邓发同志与盛世才和苏联在航空队的总教官讲明:“我们这批学员。都是红军干部、共产党员。从小参军,没读过什么书。要是按照《新疆日报》登的招考中学毕业生的条件,都考不上。请免于文化考试。至于体检,可以照常进行,按照标准条件录取。”
苏联顾问首先表示同意。盛世才办航空队主要靠苏联顾问,他见顾问同意,也就点头答应了。
给我们体检的有苏联医生和盛世才医院的军医。量身高、血压,称体重,检查内、外科和五官科等。对视力、听力和心脏查得特别仔细。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体检场面,生怕不合格,心情很紧张。量血压时普遍偏高。那时化验血的方法很落后,验一次,要抽25cc的血样。说来也怪,当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用粗粗的针筒给我们抽血时,我们这些在战场上见惯了流血的人,反而感到特别不自在。最难应付的是坐转椅检查平衡机能。在左右各转8圈后,立即停止,要求身体站正不歪斜,能辨别东西南北。有好几个同志在抽血和坐转椅过程中晕倒、呕吐。
体检结果,25名同志合格,其余都被淘汰了。
2月下旬,延安派来的同志还未赶到新疆。为了不影响按时开学,邓发同志就根据延安通知的19人姓名、职别,与“新兵营”体检合格的25人编排在一起,本着让各方面军都有代表学飞行和学机械的原则,确定了44名同志的学习分工和负责人。并将我们召集到“新兵营”会议室,作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前的动员。
邓发同志讲了派我们学习航空的意义后,充满深情地嘱咐我们:
“你们将是我党第一支航空技术队伍。在你们身上,肩负着未来建设人民空军的重任。要时刻记着这一条,千万不能辜负了党对你们寄予的希望呀!”
他又指出:“你们在统战同盟者的航空队里学习,毕竟不是在我们自己的部队里。环境是复杂的,困难是不会少的。对此,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了后,一定要严守我党我军的纪律,要事事处处严格要求。一言一行注意内外有别。尤其要注意:你们的学习好坏,关系到我们党、我们军队的声誉。一定要刻苦钻研技术,争取优异成绩。让他们瞧瞧,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好样的。”
邓发同志宣布了我们44名同志的学习分工。决定我为飞行班班长,延安来的严振刚同志为机械班班长。会上,大家举手一致通过。
最后,邓发同志又明确了几个问题:
一是领导关系问题。航空队党支部由党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不同“新兵营”和别的党组织发生关系。
二是盛世才不准许在他的军队内部有党派组织,因而我们党支部的所有活动,都要严格予以保密。
三是不公开个人的身份。每个同志在进人航空队的登记表上填写化名,互相一律称呼化名。若盛世才部队的人问你是不是红军,是不是共产党人,回答的口径要一致,就说:我们是从“新兵营”来的,这个问题盛督办知道,请您问他就清楚了。从此,我化名李维先。
吕黎平,原名吕继熙,化名李维先。江西省兴国县人。1917年1月出生,1930年加入县工会,投身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任兴国县少年先锋队总队长,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青年干事、叶剑英校长机要秘书,中革军委总司令部作战局参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局作战科副科长,红军西路军总指挥部情报科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初期,受党中央委派入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担任飞行班班长、党支部书记,成为我党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教员队队长、训练处处长,沈阳、平津军管会航空接管处处长,南京军管会空军部部长等职,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校长,丹东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作战指挥员,空军指挥员训练班主任兼党委书记、空军高级航空学校校长,福州空军指挥所值班指挥员、空军第一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正兵团顾问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1月22日因病在沈阳逝世,享年84岁。
本文据《吕黎平回忆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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