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黎平，原名吕继熙，出生于1917年，兴国县高兴镇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革命活动，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曾任红军总部一局参谋、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任西路军总指挥部情报科科长。后随西路军余部到新疆，入新疆航空队学习。1947年后，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教员队队长、训练处处长，南京航空器材接收处处长。建国后，历任空军航空学校、高级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军长，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顾问。1961晋为少将。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2001年因病逝世，享年84岁。
人的一生中，对其投身的事业总有难以忘怀的一些往事。我的以下叙述，就从50多年前，由党中央营救我们这批在新疆有功无罪而被打入囹圄4年之久的共产党人，从虎口中脱险，胜利回到延安——我们朝夕向往的革命圣地开始吧。
经过1个月的跋涉，行程3000余公里，我们于1946年7月11日下午到达了延安城外的七里铺。党中央组织了近万人夹道欢迎。朱德总司令和一些中央首长亲自到场迎接我们入城，到处是亲切的笑脸，到处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到处是喧天的锣鼓声。我平生还是第一次置身于如此激动人心的热烈场面。4年中，我们身陷囹圄，心向延安，真是望延安，眼欲穿，归心似箭日如年哟！今天我们终于胜利地回到了延安，投入了党中央的怀抱，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红军干部回到延安后合影。中排左四为陈御风，左七为吕黎平。
朱总司令逐一和出狱归来的同志们热情握手致意。当我走到他的面前时，总司令露出了迟疑的若有所思的神色。我当即跨前一步。哽咽着报告：“朱总司令，航空队的同志们向您问好！我……我是吕继熙(我当年的姓名)呀！我……”没等我说完，朱总司令那温暖有力的手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激动地说：“是你？！小吕！好多年不见了，我真有点不敢认啦!”还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后来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我曾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了2年多，当过参谋、作战科副科长。那时我才十七八岁，是个刚摘了“小鬼”帽子的小青年。后来我离开了朱总司令随红军西路军西征入疆。一晃10年过去了，这时的我已近“而立”之年。岁月的流逝，战火的熏陶，狱中的磨难，使我的容颜变了许多。难怪连过去熟悉的老首长也不敢贸然相认了。接下来，朱总司令面向航空队全体同志深情地说道：“你们是党花了很大心血培养的第一支航空队，是一支很宝贵的队伍。你们受苦了，但今天终于胜利地回来了!党中央和延安人民热烈地欢迎你们！”
听着总司令那动情的话语，好似有一股甘冽的清泉注入了我那枯旱的心田。刹那间，我的喉头发紧，不胜唏嘘，激动的泪水从眼眶里流出。人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回想起西征路上，仗打得那么残酷，我眼中喷火没有泪；在祁连山中，断粮无援40多天，我依然乐观没有泪；迪化监狱，4年煎熬，鞭抽拳击，我挺了下来没有泪。今天，我却不止一次地流下了眼泪。但这绝不是伤心的泪水，而是欢欣与感慨、幸福与激动交织在一起凝出的泪花。
1938年3月，进入新疆航空队飞行班学习飞行的吕黎平。
从新疆回到延安的全体同志都住进了中央党校校部。当晚，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在党校大食堂设宴欢迎我们。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还很艰苦，说是宴会，无非是肉食多些，这与数十年后的今天欢迎宴会上的佳肴美味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觉得那天晚上吃得格外香甜痛快，这倒是后来几十年生活中难得碰到的了。
席间，气氛非常活跃。不一会儿，朱总司令把我拉到他的身旁坐下。他一边为我夹菜，一边问我离开他之后随西路军西征进疆的经历，特别仔细地问了我们在新疆学习航空的情况，我一一作答后，总司令说：“我军在东北缴获了日伪不少航空器材，中央决定利用那里的良好条件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今后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培养人才，去年秋天已派常乾坤、王弼等同志去东北做筹建工作了。”听了朱总司令的话，我当即表示，希望尽快到东北去，为我们自己的空军建设早些出力。朱总司令朗声笑道：“我这个总司令现在有飞机、有机场，就是缺你们这样的驾驶员哩！放心好了，今后有的是，要你们去干，而且是要你们去当骨干，去培养更多的航空种子。不过眼下给你们的第一桩任务，是先把身体养得棒棒的!”
听了总司令的一席话，我那高兴劲就别提了。说实在的，我的手已4年没摸飞机驾驶杆，早就痒得够呛了。如今重返蓝天有望，创建我们自己的空军有望，我真想畅快地喊一声：“这一天你快快来到吧!”
当年训练所用的飞机
第二天，百忙之中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到党校礼堂看望由新疆出狱回到延安的全体同志。毛主席亲切地慰问我们之后，又请大家吃了顿丰盛的晚餐。
当毛主席看到我们由于多年狱中折磨以致身体虚弱、两颊塌陷时，当即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找来，要他们安排新疆回来的同志就地休养3个月，伙食按当时延安最高水平的小灶标准，外加供应十分紧缺的牛奶、鸡蛋。之后，毛主席还指示卫生部门给我们做了全面的体检和治疗。这一切，再一次使我探深地感受到了身处党中央怀抱的无比温暖。
回到延安没几天，军人特有的敏感使我们嗅出了空气中平添的几分火药味。我们私下判断，看样子大规模内战已势在难免了。
判断很快得到证实，蒋介石已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妄图置我党我军于死地。蒋军倾其主力数十万，先后对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内战的烽烟弥漫全国，我们这些昔日的红军战士，一方面坐卧不安，再也无心安于后方休养，纷纷向上级请缨杀敌，渴望早上前线；另一方面又觉得远离延安多年，对敌我斗争全局知之甚少，我军能否有把握地战而胜之，坦率地说，当时我们心中还是没有底的。由此，我们十分希望了解当前敌我态势及战争的发展前景。
军委领导同志似乎非常理解我们这一心境，7月下旬的一天，专门安排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同志给我们作了当前内战形势的报告。
显然，李部长作此类报道是个行家，用不着讲稿就对我们侃侃而谈。他开门见山地把当前战局概括为16个字：“敌强我弱，形势严峻；战胜老蒋，很有信心。”紧接着，给我们做了详细的分析。
最后，李部长以坚定的口吻一字一句地说道：“创建人民空军，事关长远大局。中央领导同志下了很大决心，战局再紧，困难再多，筹建空军的工作一日也不能拖！望同志们以大局为重，做好去东北的充分准备，一朝令下，即刻出发。我衷心祝愿同志们在未来的空军建设中一显身手，大展宏图！”
话音刚落，同志们即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感谢李涛同志这一富有说服力和鼓动性的精彩报告。它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战争全局，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心，同时也扫清了我们心中的一些疑虑，更深地激发了我们投身于党的航空事业的斗志。
1942年5月，在新疆航空队飞行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时的吕黎平。
航空队的同志们在了解了革命战争全局，理解了党中央建军的战略方针后，情绪很快稳定下来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一时去不了东北，那就好好休养，抓紧学习，做好充分准备，待命出发。在其后的日子里，我们自觉抓紧政治学习，每天坚持看书读报，对于新形势下的重要政治文章更是再三阅读。
回到延安以后，探访昔日的首长、战友，是我们经常性的一项业余活动。8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约了朱总司令当年的警卫员陈御风同志，一道去枣园探访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
延安時期的朱德与康克清
朱总司令住在枣园一排朝南的窑洞。窑洞显得挺宽敞。在8月的热辣辣的阳光下走久了，一进洞内觉得凉爽清新，浑身舒坦。朱总司令过去的警卫员、当时的随从参谋潘开文同志，一见我俩去了，高兴地捅了我一拳：“你俩好大的胆！回来一个多月才来看望，不怕老总撸你一顿？！”我俩摸着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潘开文同志一转身走进了朱总司令办公室，不一会儿就出来示意我俩进去。
朱总司令穿着一身灰色军衣，一双粗布鞋，正坐在办公桌前看电报。见我俩进来向他敬礼，笑着站起来，一手扯我们一个，上下端详着说：“当年的红小鬼，都长成大汉子喽!”我俩坐下后，他首先问我们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我们回答说，组织上照顾得非常好，大伙儿都觉得吃胖了，浑身都是劲，盼望着早日工作呢。朱总司令点着头说：“坐了4年牢，应该吃点好的补一补。工作嘛，别急，有你们干的!”接着又问我们在新疆学飞行的情况，驾驶的苏式飞机的战斗性能、训练的组织方法等等。我们一一作了汇报。朱总司令一边听一边问，还不时地往本子上记几笔。中央首长不放过任何时机，了解掌握现代武器装备和技术军种知识的这个细节，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央关于尽快组建技术军种的坚定决心和殷切期望。
谈了一会儿，我和陈御风深恐打扰总司令过多时间，就起身告辞。朱总司令伸手一拦，笑着说：“我已告诉炊事员炒几个菜，请你们吃顿饭，蔬菜是我自己在屋后种的，肉也是我亲自腌的四川腊肉，你们不想尝尝总司令的生产成果吗？”
正在这时，康克清大姐也从外面回来作陪了。她说：“你俩在他身边当参谋、做警卫员这么久，还不知道他的脾气吗？分别这么长时间，不同他聊聊天，不请吃顿饭，能让你们走吗？快坐下。他今天看了粟裕同志发来的捷报，在江苏又打了大胜仗，特别高兴，你们就同他摆摆四川‘龙门阵’吧!”我们早熟悉朱总司令对部下那种平易近人的风度，想到“恭敬不如从命”，就又坐下拉开了话匣子。
朱总司令兴致勃勃地把话题转到了苏中战役。他说：“在江苏中部由粟裕同志指挥的作战部队，原来只有3万多人。蒋军12万人全面进攻，气势汹汹，结果打了7个回合，就被敲掉5万多。大部分俘虏经过教育，掉转枪口，变成我军战士了。几万件枪支和弹药都武装了我们的部队。托蒋介石“运输”的福，我苏中部队越战越强，越打越多，现在已发展到同当年我们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数量差不多了。接着，朱老总充满信心地说：“我看，依靠这支部队，就能扭转华中战场的局势，何况还有陈毅同志指挥的野战军主力兵团呢？”说到这里，康大姐风趣地打断他的话说：“胜利是胜利，困难也不少。还是把困难估计得多一点好，你同他们不要“吹牛”过早哟。”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午饭做好了，我们围桌而坐。除朱总司令、康大姐和我们两人外，还有潘开文同志。大家边吃边谈，说着说着，话题就转到个人婚姻问题上来了。朱总司令得知我俩至今还没有恋爱对象，就转而对康大姐说让她留心和帮忙。我急忙说：“谢谢总司令的关心，眼下前面在打仗，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着落，这事以后再说吧。”总司令又说：“仗要打，工作要做，快30的人，该结婚还得结婚，只要夫妻志同道合，不影响工作就行！”
当天下午，在康大姐的热心安排和潘开文富有成效的鼓动下，我和陈御风随康大姐来到了延安保育院。那里的姑娘们热情大方地给我们介绍了保育院的情况。倒是我俩因为是头一遭经历这种男女双方不言自明的场合而显得脸红拘谨，不大自然地呆了一阵，结束了这场“会战”。
其实我们航空队年龄最大的已34岁，最小的也28岁了，论条件、年龄，我们都到了成家的时候。但是我们意识到战争形势非常严峻，也即将赴东北建立自己的空军。两相比较，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推迟解决个人婚姻问题。后来，我们航空队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在解放战争取得基本胜利，以至建国后才成家的。我也是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之后，32岁才与高鹰同志结婚的。
吕黎平与夫人高鹰晚年合影
1946年9月20日，延安上空碧蓝无云。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同难友们、战友们、同志们紧紧拥抱话别，以稳健的步伐向东北进军！
亲爱的党中央啊！亲爱的延安啊!再见！……
本文据《吕黎平回忆录》编辑整理。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