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名为《潜伏》的电视连续剧的播出，引发了人们对于隐蔽战线往事的追寻和探究。《潜伏》结尾有一段电台呼叫：“农夫呼叫深海”，这个农夫，就是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毛泽东曾说过：“李克农是中共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历史这样评价：“没有李克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30年代初以后可能要重写”；建国后毛泽东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欣喜不已，庆贺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
1955年，当毛泽东把军衔授予那些身经百战的元帅、大将、上将的时候，李克农，这位从来没有指挥过火线交锋的神秘人物也被授予上将，在很难看到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所建立的功勋虽长期不为人所知，却起到党和军队守护神的特殊作用。近日，本刊记者来到了李克农之子李伦的家中，他给我们讲述了父亲的传奇谍战故事。
“我父亲的事迹，是非常丰富，且具有传奇色彩的，他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李伦陷入对父亲的追忆。
李克农将军近照
“潜伏”之战保存中共力量
建国之后，周恩来在很多场合提起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他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早就不存在了”。“龙潭三杰”这个名字，源于周恩来对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名中共中央特科情报人员的称赞。三人共同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政权中的职位便利，为中共的地下工作做出过突出贡献。“龙潭”取自龙潭虎穴的意思，表示三人所处环境的险恶。20年代初，龙潭三杰组织了一个情报小组，李克农任组长，他们利用自己在敌人内部的特殊岗位，在白色恐怖中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成员之一的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叛变了。顾顺章在被捕前还主持中央特科的具体工作，中央特科是中共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比较成熟的专门机构。这就意味着，顾顺章完全了解中共中央的一切机密，这使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处境十分危险。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共产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瞿秋白、秦邦宪、陈绍禹、李维汉和向忠发的住址以及共产党中央的办公地点。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布置了一个企图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行动计划。
28日早上，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国民党军警特务的大搜捕开始了。他们逐一搜查共产党中央负责人的住处，但处处扑空。只有个别电台，来不及通知到，遭到破坏。
为什么会这样？这其中，李克农功不可没。
25日，钱壮飞得到了顾顺章叛变的电报，焦急万分，立即吩咐交通员以十万火急的速度去上海，在26日早上将情报送到李克农手中。面对这万分危急的形势，李克农很快冷静下来，想到当务之急是赶快把这绝密情报上报党中央，让党中央赶快转移。但事有不巧，这天不是碰头日，中央特科和李克农的联系人欧阳新没有来。
李克农想到，如直接找到陈赓，就可与党中央联系上。陈赓的行踪在哪里呢？也不知道，只有通过江苏省委尝试找到。李克农是知道江苏省委秘密机关的地址的，于是他就到了江苏省委的交通站，打听陈赓的去向，但是一连去了几个地方都扑了空。奔波了一天，27日晨，他终于在汽车出租车公司找到了陈赓。李克农说明情况后，陈赓也急了。
陈赓很快把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迅速通知中央负责人立即搬家，有关人员立刻转移。到27日傍晚，共产党中央机关和共产党国际机关已全部转移。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全部切断。这才出现了28日早上，国民党军警特务大搜捕落空的情况。
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历史，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有：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说抓捕周恩来就差五分钟。
这次的“潜伏”之战保存了党的主要力量，而解放战争中的“潜伏”之战，则推动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
李克农将军近照
抗日战争时期，李克农任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副部长，根据中央决定在国统区、日占区的重要城市和要害部门积极建立情报组织，派遣和发展情报人员，使我们党得以掌握了日蒋伪的各方面动态和情报，为中共决策提供了依据。1947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解放战争期间，李克农一手部署的谍战发挥了重大作用，使我们对国民党的所有军事行动掌握得一清二楚，使毛主席用兵如神。1947年毛主席转战陕北时，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得力于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及时将胡的军事行动一一报告中央。1948年10月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阎佑文及时将傅作义偷袭西柏坡中央驻地的计划报告中央，使毛主席利用情报，公开揭露，吓退了敌军。平津战役时，李克农为进一步查明情况，专门约见负责与傅作义身边的内线情报人员阎佑文（中共秘密党员，傅作义私人秘书）密切联系的王玉，指派他去北平，通过阎佑文尽快摸清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军事力量与作战计划以及同蒋介石的关系等重要情况，并及时报告给毛泽东、周恩来，为平津战役提供决策参考。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李克农领导的情报部门，便积极围绕这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1949年1月，中央情报部获悉傅作义守卫北平的方针，又获得《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划》及详细地图等重要情报，李克农及时将这些情报报送中央。他们分析认为，傅作义正动摇于和战之间。
中共中央决定大力争取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方案，李克农便花大力气配合，指挥几个地区的情报组织，多头并进，密切合作，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方案。经多方努力，傅作义同意和平谈判，1949年1月21日，双方终于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李克农为此立下了历史功绩。
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党许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在关键时刻策动和组织战场起义，取得很大成功。1947年莱芜战役，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起义，歼敌五万余人，成为空前大捷。在淮海战役初期，何基沣、张克侠按照指示组织两万余人起义，打乱了敌人部署。解放战争后期，在我党策动下，绥远6万余人起义，新疆7万余人起义等，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共消灭国民党800万人左右，其中通过隐蔽战线策反、起义、投诚、和平改编的，就达到了180万人左右，占20%以上，李伦高兴地历数隐蔽战线的辉煌业绩。毛主席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李伦认为父亲之所以能做好情报工作，与他自身的性格和能力是分不开的，“父亲可以说是一个全才，他做过编辑，文字能力很强，所以能很容易通过国民党的考试；他是苏区的明星，很有文艺天才，演戏、编剧样样都行，演出的戏剧很受欢迎；他多才多艺，摄影和书法也很好。父亲的性格很机警，警惕性非常高，保密观念非常强，守口如瓶，我们这些子女只知道他是搞情报保卫工作的，具体工作内容都不知道。”
两次会谈决定中共存亡
除了广为人知的谍战传奇，李克农还参与了两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谈判，并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两次谈判，就是洛川会谈和重庆谈判。
1936年1月，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十五军团俘虏的东北军六一九团的团长高福源，受到李克农的亲身教育放回后，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从洛川返回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张学良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
对此，中央非常重视，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李克农为红军代表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1936年2月21日，李克农一行在大雪中从瓦窑堡出发赶赴洛川。由于去洛川谈判是严格保密的，所以他们一律便装打扮，正式代表李克农穿的是中山装。
张学良因临时有事去南京，便委托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代表他，先就一些局部问题、具体问题接谈。洛川会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王以哲根据张学良的回电指示，同李克农多次交换了意见，就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局部合作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亲自驾飞机到洛川，一下飞机就去看望了李克农。当天下午三点，洛川会谈第二阶段正式开始，主要就整个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问题进行谈判。
李克农将军工作照
李克农和张学良初次见面就饶有风趣。张学良化装成一位精明的富商，一进门就对李克农说：“李先生辛苦了，我这次来是‘整销’的，不是‘零售’。”他言下之意，红军与六十七军达成的口头协定，他已经知晓，完全同意。但那只是局部的，他要进行一揽子全面交易。李克农心领神会，就诙谐地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
会谈的气氛十分融洽，张学良谈笑风生，坦率直爽；李克农机智幽默，态度诚恳。两人虽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争论，争得脸红脖子粗，但一会儿又平息下来。
张学良连续问出几个问题，“红军是不是真的抗日？”“内部是否团结？”“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面对这样连珠炮似的发问，不抽烟的李克农却点上一支烟，猛抽一口后缓缓吐出。他心里清楚，红军代表以诚待人，但面对骄傲的张少帅，也要有一定的“斗争”。他平时不抽烟，这时偏要抽，摆摆红军的威风，抖抖架子。
会谈继续进行，张学良抛出了一个问题，李克农却立起身就往外走，是什么问题？原来张学良提出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李克农一听这话很生气，立即表示：“我是红军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先生不要弄错了”。看到李克农的反应，张学良知道了红军的态度，连忙起身相拦，要求谈下去。到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定。
毛泽东赞扬说：“李克农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李伦说：“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代表和张学良进行的谈判。”这次成功的洛川会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而在重庆谈判中，李克农虽未出面，但却在后方做足了情报工作，完美地配合了谈判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对于和平建国的愿望非常强烈。蒋介石在政治上欺骗人民，说国民党要和平、共产党不要和平，为他发动内战找借口。蒋介石假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中共正在研究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时，李克农从截获来的密电中，了解到蒋介石估计毛泽东不会应邀的情况。既然蒋介石邀请是假，那就弄假成真，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重庆进行谈判。这导致蒋介石一开始就在政治上打了个败仗，他估计毛泽东不会应邀，所以对谈判毫无准备，非常被动。
在重庆谈判期间，中情部从几个方面获悉：蒋对谈判毫无诚意，想借谈判赢得时间准备内战；蒋还进行了一些军事部署。这些情报的获得直接配合了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双方下达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李克农在隐蔽战线上又立了一个大功。
革命精神影响子女
1927年在白色恐怖中诞生的李伦，可以说是还未出生就参与到了革命中。李伦的母亲怀着李伦时，曾冒雨送信给当时被国民党悬赏通缉的李克农，才使李克农得以脱险。有一位投身革命的父亲和全力支持父亲革命的母亲，这使李伦从小就受到了革命的洗礼。
李伦的童年，是在颠沛流离、漂泊动荡中度过的。先是在白色恐怖年代，经历腥风血雨、亲人离散，饱尝生活艰辛之苦；继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历山河破碎、哀鸿遍野，看到人民遭受深重灾难。这一切都在他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此激发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仇，对共产党和人民大众深切的爱。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李伦刚过十一岁就当上了一名小八路，后来加入共产党，拿起枪、操起炮，奔赴解放战争的战场。在新中国成立后，李伦从1950年开始就投身于我军军事交通工作，此后一直在这条战线上奋斗了四十多个春秋。家庭的教育，环境的熏陶，战火的锻炼和考验，自强不息的努力，使李伦在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中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
李克农投身革命，对家里的照顾非常少。“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父亲转移到江西苏区，母亲带我们回到芜湖，那时我们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困难极了。”李伦记得当时兄弟姐妹五个，最大的姐姐才十三四岁，母亲的工作是小学教员，靠微薄的工资极其艰难地养着一家人。此时李克农在江西，毫无音讯，家里连他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
1934年的一天，家里突然接到李克农从江西瑞金发来的一封信，才得知他依然健在。母亲让李伦给父亲写封信，随她的信一起发出。“我那时候小学二年级，写的信的大意是想要一些铅笔和纸，别的小朋友都有，但自己却用母亲捡来的纸笔。”李伦说父亲看到这封信流泪了，愧疚自己干革命无法照顾家，其他战友看到这封信也很难过。
谈及父亲，李伦说父亲对子女管得非常少。“共产党人没钱，父亲没办法资助家里”，李伦记得直到1938年初，跟随父亲一起，生活才得到保障。这期间，李伦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一个影响自己一生的道理。
李克农将军与儿子李伦
李克农在延安病重时找李伦谈了一次话，他对李伦说：“我们之间既是父子关系，又是同志关系。你们都是被党养大的，我很少管。所以你们有事情要找组织，靠党靠组织，不要靠我。”这句话对李伦影响很大，让他养成了靠党靠组织、靠自己的理念，使他一直怀着感恩之心去回报党和人民。
“我从十一岁就参与到革命中，亲身经历了解放全中国的历程，亲眼看到战场上牺牲了多少烈士，深刻明白新中国来之不易。我们国家经历这么多曲折建设到今天，我们作为老同志，是很骄傲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切，特别是现在在习总书记的领导下，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都很有信心。”看到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李伦相信中国的将来会更好。
今年是建国65周年，谈到对新中国的寄语，李伦希望国家更加富强，党更加坚强，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希望腐败现象能够被消除、贫富悬殊能逐步得到解决。”李伦对腐败深恶痛绝，对贫富差距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希望未来的中国，每一个人都能在自由、平等的大家庭里，快乐地生活。
北京的秋季，阳光正盛，挂在李伦家中的全家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张在1941年拍摄的照片，见证了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也将见证李伦心中更光明的未来。（记者 靳义翠 宋志娇）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