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我要到上海“闯荡”时，他们的反应几乎惊人一致。我父亲甚至拿一首有关无赖“强尼·道尔”的民谣来说事，道尔在让一位都柏林女孩陷入麻烦后登上驶向东方的帆船逃之夭夭。一个月后，当我在上海与来华后很快找到并任职的在线教育企业的同事吃午餐时，公司首席执行官也问我同样的问题：为何来中国？
在此后的3年中，我目睹一个因发生非凡变化而“剧烈抖动”的社会，相关变化影响日常生活、经济基础面甚至人们的道德观。中国正置身于一场可被称作“不再当世界工厂”而是“成为服务业巨人”的大潮中。我在一家雄心勃勃地推出基于英语的在线全球服务的公司任职，这绝非出于巧合。尽管北京正力推“一带一路”倡议——一项使人想起政府引导型增长荣耀岁月的庞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如今民营企业已占据中国3/4以上的产业。中国的大城市正迫切希望脱离制造业。逐渐壮大的中产阶层正催生受过良好教育的消费者，他们抱有很多愿望，或许包括学英语、到外国留学和旅游等。怎么形容这些抱负与上一代人愿望之间的巨大差异都不为过。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