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刘震云是中国当代作家里“最爱说话的”，估计少有人反对。
30年来，从最早的《塔铺》，到最新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他用一系列佳作为自己说话。他多部小说的名字——如《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也把渴望借主人公表白、为角色代言的意图表露无遗。
不久前，刘震云携《一句顶一万句》俄文版来到俄罗斯，与读者签售交流。
雪花飞起的冬夜，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笔者与刘震云就跨文化交流进行了交流。
带给西方读者更多中国“小人物”的故事
这不是刘震云第一次来俄罗斯。不过，即便是第一次踏上这个国家时，他也没有陌生感。“想想看，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还有列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一大批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里，描写的那些人与事，早已为我们熟悉和认识了。”
文学就是有这个本事，让彼此迅速熟悉。此前，刘震云的3部小说《手机》《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先后在俄发行，反响不错。这次的《一句顶一万句》，他却有些担心，小说时间跨度三代人，有名有姓的人物上百，情节线索比较复杂，能被俄罗斯读者理解吗？
几场读者交流会下来，他有些惊讶。关于这本书，俄罗斯读者提问、探讨的非常多。有读者特别关心书中那个赶着大车、爱占朋友小便宜的老马后来是怎么死的？那位教书的老汪，因为女儿之死远走他乡，最终命运如何？“读者阅读得如此细致深入，进入到创作层面。这应该是阅读的高境界了。”刘震云很是欣慰。
刘震云的小说，大多讲的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问题。他发现这种沟通也具有跨文化意义。《我不是潘金莲》在国外出版后，有人对他说：“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能因为一句话思考20年，甚至用20年时间来纠正一句话，她对生活有如此痛切的感受，就冲这一点，我特别佩服。”
奥克萨纳·罗迪欧诺娃是刘震云4本小说俄文版的译者。对于作品及人物，她再熟悉不过。她说，刘震云的作品，语言简单明了的背后，饱含着人类深层的感情。他的小说，用最幽默的方式表达最深刻的哲理，用最简约的方式描写最复杂的事物，能打动人心，笑过之后陷入深思。
去过欧洲多国“巡游”，到过阿拉伯地区交流，刘震云感受颇多。20年前，西方所知的中国作家，局限于描写社会和政治层面，而现在，更多中国作家在回归生活和文学的深度，带给西方读者更多中国“小人物”的平常故事以及社会世相。
“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是一种滋养”
文学作品译成外国语言向异国传播，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不可避免。
比如《我不是潘金莲》译成各国文字后，书名根据不同的文化有所改变。英语版名为《我没有杀死我丈夫》，法语版《我不是一个荡妇》，瑞典语版是《审判》，德语版和荷兰语版是《中国式离婚》。
差异不可避免，但人的基本情感仍是相通的。刘震云曾在很多国家朗诵过自己的作品，他发现，人们的反应大体一样，该感动的时候会感动，该笑的时候会笑，该沉思时也一样沉思。
他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去年到巴黎参加《温故一九四二》的签售活动，见到一位85岁读者。《温故一九四二》讲述的是1942年河南大旱，300多万人饿死，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给中国灾民发粮食，要求他们帮着消灭中国士兵。这粮食该不该吃？
在巴黎的朗诵会上，那位年迈的法国老人站起来，说自己特别喜欢《温故一九四二》，法国作家萨特也提出过类似命题。萨特的《占领下的巴黎》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位法国女士上了公交车，有德国士兵站起来，主动把座位让给她，这位女士面临的问题：是坐，还是不坐？这可是敌人让的座位。
“很多文学命题与细节描写的背后，都透着哲学命题。作家描写的，可能是连政治家和社会学家未必能提出的问题。”刘震云说。
在《一句顶一万句》书中，刘震云表达了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这种敬意。书中提到一个意大利牧师，到河南延津县传教，一辈子只发展了8个信徒，但一直锲而不舍。他在黄河边上碰到一个杀猪匠，问：你信主吗？杀猪匠说：信主有什么好处？牧师说：你信主后，就会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说：我不信主，但也知道我叫老裴，从张家庄来，到李家庄去杀猪。听完这话，牧师迷惑了，想了想说：你说得也对！牧师去世后，杀猪匠在牧师位于破庙的住处发现了一张图纸，画的是宏伟的哥特式教堂。杀猪匠突然发现图纸活了：教堂上的钟在轰鸣，彩绘的玻璃窗全部被推开。他心中的那扇窗也被推开了。杀猪匠想，牧师或许没有把教传给别人，却传给了自己。
“东西方文化虽然有很大差异，但本质仍有相似处。随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交流日益增多，在精神层面、情感层面也日益融合。”刘震云感慨，“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是一种滋养”。
比较的趣味感令交流充满诱人的滋味
今年2月，刘震云被摩洛哥文化部授予“国家文化最高荣誉奖”，该奖意在表彰对摩洛哥文学及阿拉伯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其他语种作家。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该奖。2016年，他曾获得“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
谈及文学作品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刘震云自有一番见解。“在各种各样的交流中，最节省成本的交流，就是文化交流。书籍正是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载体。”“打开一本书、一本文学作品，马上能知道书中的民族是怎么喝水的，怎么吃饭的，怎么谈恋爱的，甚至怎么生孩子的。他们的形象、性格就能立体起来，情感、灵魂也能大体感受得到。”
文学作品特有的趣味感，在不同民族国家的传播里更易体会。“好比你吃俄罗斯的一种包子，会不由自主地想与中国包子比较。那种比较的趣味感与滋味感，令跨文化交流充满了诱人的滋味。”刘震云说得津津有味。
刘震云坦言自己很幸运，能够和世界一流的汉学家、翻译家合作。“要知道，作家只要懂一门语言即可，翻译家可不行，要熟悉运用至少两种语言，还要熟悉两个国家的生活、历史，能够理解文学、作者与生活的关系。这才能把那些话里有话、弦外之音翻译出来。”
随着作品被越来越多地改编搬上银幕，小说被译成20多种语言在海外发行，刘震云也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呼声最高的中国作家之一。问及此事，他开玩笑过后，严肃地说：评奖是评委们的事，我要做的，是把书写好。
这不禁让人想到刘震云今年夏天走红的一个演讲视频。那是他在北大的校友致辞，关键词是：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他提到两个于他一生很有意义的亲人导师。一位是外祖母，身高只有一米五六，却是方圆几十里割麦子的“头把镰”。祖母的诀窍是，割麦子时，腰弯下去后就不再直起来，专心埋头收割。第二位是木匠舅舅刘麻子。舅舅做的箱子、柜子，是周围40里最好的。“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就成”——舅舅的话让他始终铭记。
这位经常得意于自己“数学极好”“有哲学头脑”的人，一直以来，用这个笨办法专心码字，希望用优秀的作品，构筑起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的平台。（吴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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