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这个令人怒不可遏的问题，印度至少需要200年来解决!
印度是世界上雇佣童工最多的国家，童工数量可能达到一个亿!
这些被父母抵押出去的儿童，被剥夺人身自由，在简陋的环境中，从事高强度、乏味甚至危险的工作，无休假、无工资，甚至还要常常忍受雇主的辱骂乃至殴打。
如果按照如今速度，要基本解决童工问题(把童工率降到约3/10000)，印度大概还需要200年。
2015年到2016年，印度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仅次于中美，几乎与整个欧元区相当。
现在的印度，马路上疾驰的日渐增多的汽车，光鲜亮丽的购物中心遍地开花，移动支付迅速普及……
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不太体面的真相”——在印度街头、餐馆里、小摊上，在城郊的小作坊、农村的棉纺厂里，我们总能见到许多稚嫩的童工，在本该在读小学的年纪，为生计奔忙。
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组织的调查研究，我们了解到这些童工的生存状况。
在城市餐馆中当服务员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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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庞大的童工
印度是世界上雇佣童工最多的国家。
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显示，有435万处于5至14岁的儿童在从事生产或服务行业，占此年龄段人口的1.67%。
其中，穆斯林群体中童工现象最为普遍，一个穆斯林儿童成为童工的概率是同年龄印度教儿童的1.5倍。
435万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仍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印度有近一半的经济行为发生在政府监管之外的“灰色地带”，而这些“非正式经济”正是童工的主要聚集地。
在卷烟、叠火柴盒、制陶、刺绣、织地毯和制衣等行业中，不计其数的小作坊雇佣了大量的童工。这些童工大部分都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
在估算了这些处于“灰色地带”的童工后，国际劳工组织(ILO)给出了一个数字：1030万!
其中，约800万的童工在农村劳作。
然而，相关机构认为这个数字还是太过保守：如果采用更宽泛的定义，将从事农业劳动、在富人家当佣人以及在家庭摊位上当学徒和帮手的儿童涵括在内，印度的童工数量将达到6000万到1亿人，约占该年龄段人口的1/3。
政府统计数字之外的童工生活境遇十分悲惨。
由于得不到任何保护和保障，他们往往成为雇佣者任意欺凌的对象。
一个雇佣童工的卷烟厂老板私下对调查者说：
“儿童非常顺从，他们不懂得最低工资保证，不会组织工会。成年工人需要午休，需要抽烟休息，而儿童却可以一刻不停地工作整天，甚至比成年人更有效率。他们害怕他们的老板，同时也害怕他们自己的父母，因此你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会做什么。”
2
抵押劳工
在数以百万计的印度童工之中，还存在着一种十分落后且残酷的雇佣形式，叫作“抵押劳工(Bonded Labor)”。
相关报告指出，被抵押的童工大部分来自印度最为贫困的群体——“达利特”(Dalit，“不可接触者”，即“贱民”)家庭。
这种家庭大多有3到4个孩子，为了筹集医疗费或是为了给姐姐准备嫁妆，父母有时不得不牺牲1到2个孩子的命运，将其抵押给雇主以保证其他孩子的正常生活。
很多时候，为了区区几千卢比(数百人民币)，一个年幼的儿童不得不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劳作数年。
这些被父母抵押出去的儿童，被剥夺人身自由，在简陋的环境中，从事高强度、乏味甚至危险的工作，无休假、无工资，甚至还要常常忍受雇主的辱骂乃至殴打。
由于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这些“包身工”长大后大多缺乏赖以谋生的专业技能，为了生存，他们又会将自己的子女抵押给债主，将这种悲惨的命运代际传递下去。
一位9岁的印度小女孩这样描述10岁的姐姐：
“(工厂主)对她很凶，如果她干活慢了一点，或者和别的孩子说话，就会遭到一顿痛骂，这一定让她十分难受……我不在乎上学或者玩耍，我不在乎任何别的事情，我只想要把我姐姐从债主那里赎回来。如果我们有6000卢比，就能把她赎回来。但我们没有6000卢比，我们也永远不会有6000卢比……”
6000卢比，约合人民币600余元。
3
被囚禁的女童
成为童工，除了自愿和被抵押之外，还有一种更黑暗的方式——拐卖。
2012年，英国《卫报》有这样一则报道：
在新德里西部的一处高档小区内，一个女孩在公寓阳台上的哭声和呼救声引起了邻里的注意。
这个看起来很稚嫩的女孩说，自己是这家的女佣，现在主人出国旅行，将她反锁在房子里，缺少食物的她无法和外界联系，只好呼喊求救。
当警察赶到时，她已挨饿多日，身体十分虚弱，走路都需要两个人搀扶。
这个女孩名叫卡薇雅，9岁时被人贩子拐卖给了现在的“主人”，到被发现时已有4年。
卡薇雅的“主人”是一对医生夫妇，属于城市里体面的中产阶层。他们通过中介，以16000卢比/年(约1600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卡薇雅的“使用权”。
4年来，“主人”不允许她离开房子一步，每天让她做大量家务。
“他们几乎不给我休息时间，如果我做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事情，就会打我、骂我，不让我吃饭。”
根据卡薇雅提供的线索，警方最终找到了她的亲人。
卡薇雅出身于阿萨姆邦一个贫困的茶农家庭，从小就在田地里帮忙干活。人贩子趁卡薇雅父母不注意时，用糖果和新衣服引诱她，然后把她卖到了大城市。
因为贫困，她的亲人没有能力寻找卡薇雅的下落。并且，在她的村子里，年幼的孩子失踪是什么大新闻——在过去的3、4年间，16个小孩不知去向，他们极有可能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在印度，城市中产阶级非法雇佣童工并非个别现象。据政府估计，印度约有50万儿童被拐卖，其中很多孩子被卖到有钱人家当“没工资的佣人”。
印度“拯救童年运动”的组织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蒂亚尔蒂撰文揭露了这一丑恶现象：
“这是印度高速发展中最讽刺的奇景，代表印度经济腾飞的中产阶级逐渐壮大，使得对廉价而听话的佣人的需求大大增加，从而直接鼓励了人贩子从农村将儿童拐卖到大城市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不介意压榨儿童的血汗。他们不认为那是错的，反而觉得是给了她们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4
谁造成了印度童工的悲剧？
早在1976年，印度政府就已宣布：抵押劳工制度是非法行为，拐卖儿童更被列为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但是，这并没有发挥什么实际效果，几千万甚至更多的印度儿童至今仍然在遭受非人待遇。
除了印度政府的失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4点：
首先，印度底层人民普遍贫困。
印度计划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有1/3的人口(约4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生活费不足32卢比/天(约合3元人民币)。他们忍受着饥饿与疾病的折磨，而政府未能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因此，让儿童参与劳动以补贴家用，或者将其抵押给工厂主解决燃眉之急，就成了一种无奈的生存手段。在这些底层家庭中，童工所带来的收入约占家庭总收入的1/4。
其次，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状况非常糟糕。
印度宪法规定：6至14岁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但是，政府并没能提供相应的教学条件。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调查，在童工最普遍的农村地区，有20%的小学只有一名教师，负责所有年级的教学。
并且，这些由政府财政供养的农村教师中，有很大一部分经常无故缺勤，有的教师缺勤率达到25%!
同时，教室、黑板等硬件设施也十分缺乏，雨季时通往学校的道路也经常泥泞难行。
因此，许多家长觉得将孩子送去学校上学基本是在浪费时间，不如让他们早点干活挣钱。
第三，印度的劳动法间接助长了童工泛滥现象。
印度93%的劳动者集中在小规模经营活动中，这些小作坊雇佣了绝大多数的童工。
现行的印度劳动法规对超过50人的正式企业极为严苛，这些小作坊处于政府视线之外，在其中劳作的童工也就得不到劳动法的基本保障。
第四，种姓制度阻碍了童工问题的解决。
历史上，高种姓群体对低种姓群体(尤其是达利特)的剥削和压迫得到了宗教的“合理”解释及支持——低种姓群体生来就应该无条件地为高种姓群体服务。
因此，很多印度人认为童工现象只是传统的延续。
2002年，在与慈善组织人员的交谈中，一名15岁的达利特女童工无奈地说：
“这是神灵给我的使命，所以我必须这样工作下去。这种命运已经写入了我的身体里，没有人能够改变。我出生在这个(达利特)群体中，所以和群体中的其他人一样，我们别无选择。”
5
政客的态度不太认真
对国内存在的严峻童工问题，印度政客的态度显然不够认真。
一些政客认为，这是贫困家庭中无法避免的现象，是一种自然经济规律，没法靠外力改善。
还有一小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将外国对印度童工问题的关注和建议当作境外势力打压印度经济的一场阴谋，百般阻挠相关慈善活动。
因此，印度童工现象的改善进度十分缓慢。
在社会活动家的积极努力下，印度议会通过了一些限制雇佣童工，保障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比如，禁止所有工厂雇佣年龄低于14岁的儿童，涉嫌以抵押方式买卖童工的工厂主会面临刑事处罚。
然而，即便是2016年出台的“最严格”的童工法案，也存在着巨大的漏洞。该法案的一项条款规定，在不影响儿童教育的情况下，允许儿童在课余和节假日从事家庭生意、体育业和娱乐业工作。
法案并未严格限定“家庭”的范围，相当于默许了许多小作坊在“家庭”的掩盖下继续雇佣童工。
对此，萨蒂亚尔蒂批评道：“这一法案利用印度传统的家庭文化来为剥削儿童找借口……印度政府又一次辜负了它的孩子们”。
同时，在现实中，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检举者不多，被定罪者更是寥寥无几。
2016年8月，古吉拉特邦的一名女大学生发现有大批童工在陶瓷厂工作后，屡次写信给当地的儿童保护部门，却一直得不到回应。最后她设法向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投诉，当局终于有所行动。
可以看出，政府人员并没有真正去履行其保护儿童的义务，那些硬要解救童工的人，反而会被认为是“坏了规矩”。
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显示，即使是最恶劣的贩卖儿童案件，也只有14.3%的嫌犯会被定罪。
6
印度还需要200年？
近几年来，印度的童工问题日趋城市化、低龄化。
在农村的童工数量缓慢减少的趋势下，城市中的童工却在快速增加：
印度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2001到2011年，这10年间，城市中受雇佣的童工增加了5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5至9岁的童工所占比例从14.6%上涨到24.8%。
儿童基金会预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原本主要在农村地区存在的童工问题会逐渐转移到城市;
虽然在政府监管、社会公益组织活动的积极影响下，印度的童工数量在逐渐减少，但其改善的速度实在太慢
——如果按照如今每年减少2%的速度，要基本解决童工问题(把童工率降到约3/10000)，印度大概还需要200年。
200年，对于立志要“用一代人的时间把印度建设成现代国家并完全消除贫困”(印度总理莫迪语)的印度政府来说，这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
如果无法快速改善童工问题、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印度青少年在知识和专业技能上的缺乏将会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
届时，印度的“现代梦”恐怕会变成镜花水月。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