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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论毛泽东主席改天换地的文化品格

2024-12-26 15:03 来源:《祖国》杂志

编者按:在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31周年之际,特转发军事科学院原军队建设研究部副部长王幸生同志的一篇文章,本文发表于2010年,收入作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何以不可逆转》一书。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和毛泽东的伟大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船从南湖启,日自韶山出。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史命运触底反弹的转折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的向前走,都不应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在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回顾中国革命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程,重温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感悟毛主席“雄关难道真如铁”、“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化品格,令人神思飞越、激情满怀。

一、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立者

毛泽东曾自豪地宣称:“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万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毛泽东熟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用以观察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能够认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洞察风云变幻、杂乱纷纭的历史现象的本质,正确观察和分析形势,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促进事物的转化,达成革命的目的。

1、 在把握总的历史进程方面,毛泽东贯彻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尽管人类历史会有暂时的停滞、曲折甚至局部的倒退,但是总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下,不断地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并发展到共产主义,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用这样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社会,毛泽东认识到,近代中国虽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旧的封建地主阶级也终将被打倒,中国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社会。这样毛泽东就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高度,从宏观上、从本质上把握了历史发展进程。不管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悬殊,不管反革命的气焰如何嚣张,不管历史长河中发生什么样的逆流和漩涡,他始终坚定相信,新生必然战胜腐朽,进步必然战胜反动。“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正因为如此,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他就能够及时预见到,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他深刻指出,“……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的活动,体现历史的规律,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凡是进步的势力,总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并吸引和凝聚、动员和组织他们以极大的历史主动性投身其中。进步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常青的、必胜的。古往今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因此,审时度势着眼于人民,以弱胜强寄希望于人民,这是毛泽东综览历史、预测未来所坚持的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点。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贯穿于党的全部活动之中,使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同一起来,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一样,永远不离开大地母亲的怀抱,从中汲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使他有理由、有底气蔑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他坚信:“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他说,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就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甚嚣尘上的时候,他借用中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赋予其全新的政治内涵,向全党发出了“愚公移山”的伟大号召,他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们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2、在认识具体的革命道路方面,毛泽东坚持了辩证的发展观。辩证法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发展无不走着一条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道路。认识不到历史的前进性,就会看不到光明的前途,丧失胜利的信心,就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看不出历史的曲折性,就会失去克服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同样也不会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毛泽东的革命品格既表现在他对于光明的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的信念上,更表现在他遭磨历劫、百折不饶、愈挫愈奋、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上,从哲学的角度讲,这正是由于他坚持了辩证的发展观。列宁曾经引用这样的的话形象地指出,革命不是“涅瓦街的人行道。”在中国,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十分强大,而革命的力量在一开始又很弱小,这就更决定了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尽情直遂的,必然要经受无数艰难曲折,有时甚至是失败的考验。许多机会主义者和意志衰弱者,正是由于看不出这种艰难性和曲折性,缺少在曲折中前进、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勇气,因而一遇到的困难,一遇到曲折就意志消沉,恰如毛泽东所辛辣嘲讽的“蓬间雀”一样,惊呼“怎么得了,我要飞跃”!结果成了革命队伍中国的落伍者,甚至成为可耻的叛徒。毛泽东却不是这样,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的幼稚病,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要求共产党人要“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抗战胜利以后,他在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的同时向全党强调:“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的更多一些。”“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在全国解放前夕,他进一步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伟大论断。

毛泽东辩证的发展观不仅在于他充分预见出了革命道路的曲折性,而且在于他对于困难和挫折的辩证的认识。他深刻认识到,在革命进程中,前进与曲折、高潮与低潮、逆境与顺利、失败与成功,都是对立统一的,互相转化的。失败孕育着成功,低潮预示着高潮,挫折通往着胜利,暗夜连接着黎明。物极必反。事情坏透了就会迅速向好的方面转化。“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有利的情况,主动的恢复,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样一种辩证思维,对于他正确观察形势,坚定革命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经常教导我们:“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长征以后,党和军队受到很大削弱,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敌人扬言我们失败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同志也有一些模糊认识。但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这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他用诗一般的语言热情洋溢地赞扬了长征的伟大的意义,指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历史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预言。

3、在分析社会历史现象方面,毛泽东熟练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只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透过迷离混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作出科学的阶级估量,对社会历史现象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判断,从而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提供依据。毛泽东就是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典范。他熟练地运用这个显微镜和解剖刀,使阶级敌人的种种花言巧语、阴谋诡计,统统现了原形。“好话”迷不住,恐吓吓不住。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借口军队应该是国家的,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深刻认识了国内外敌人的本质。他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对反动派,刺激他也是那样,不刺激他也是那样。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反动派面前,不能太幼稚天真了。例如,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反动派眼看大势已去,散布和平烟幕,妄图苟延残喘。国际上和国内一些人也劝说我们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中及时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动员令。他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正是建立在对敌人本性的深刻了解的。

4、在确立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面,毛泽东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不是盲目的热情、空洞的主观,不是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更不是鲁莽武夫式的勇敢,而是建立在正确而不急功近利的斗争策略上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在每一个革命历史时期,在每一个重要关头,毛泽东总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正确的战略策略,他的坚定性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透彻分析上面,建立在他对自己从实际出发所能得出的结论的自信上面,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倡导和确立了我们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批评了党内“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功利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自己就是身体力行了解中国情况、掌握中国国情的典范。在毛泽东的光辉著作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状、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态势所作的独到的、周密的、透辟的分析,他的火一般革命激情和冷静的理性思考,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像一块合金钢,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针对一些同志“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他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他没有一般地去批判那种悲观论调,而是深刻分析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还互相争夺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大国这一基本国情,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和红军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根据,而且据此进一步总结出红军的作战原则和斗争策略。抗战初期,他发表了《论持久战》,从各个方面全面而又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基本特点和具体情况。包括中日战争的时代条件,战争性质,战争的军事、经济、政治力量,国土和人口条件,中国内部、日本内部、国际方面的各种因素等等。这样,毛泽东就不仅雄辩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而且预见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

二、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光辉典范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独领风骚、引导中国革命到胜利的认识论基础,那么,共产党人的党性则是他理想和信念的根基。

党性是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是高度自觉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它最有远见、最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最有组织纪律性,最富有牺牲精神。这种先进性,是共产党人党性的基础;共产党人的党性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最根本的利益,同时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党性与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党性,集中体现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意识体现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上。毛泽东就是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光辉典范。

1、坚贞的革命理想。斯大林曾经说过,“共产党人可贵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们能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一点在毛泽东身上体现的非常突出。他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他一生的实践完全证实了他的话。“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部用血与火写成的历史,充满了奋斗和牺牲,毛泽东的家庭就有6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但是不管敌人怎样穷凶极恶,不管斗争环境泽阳艰苦卓绝,毛泽东始终没有低过头。饱受苦难、丹心不改,遭磨历劫、斗志弥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的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但毛泽东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还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屈身影的写照,也是他个人为真理而斗争的战斗风姿的写照。

2、鲜明的人民立场。立场问题是党性的核心问题。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毛泽东也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泽东自身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的典范。他的原则立场不仅表现在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公然申明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而且表现在他引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的远见卓识上,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比一般无产阶级群众更“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宣言》语)。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他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最高利益。因此,他从不拿原则作交易。抗日战争时期,他及时地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丝毫不放弃党在领导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自主权,丝毫不放弃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山”来抢夺胜利果实,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人民群众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针对美国人劝共产党到国民党政府里做官的利诱,他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要做,就要放开手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他驳斥了那种惧怕美帝国主义、不敢用革命战争反对美蒋反动派的错误观点,毅然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使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3、无私的精神境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它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没有任何私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他要求党和军队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他高度评价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他自己就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境界的无私奉献的人。他参加革命一不是为了做官,二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世界的大同。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他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了清贫、朴素的生活方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正是因为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纯洁性,敌人的威胁不能将他屈服,利诱也不能使他动心。“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凭东西南北风。”

4、英勇的战斗风格。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批判的、战斗的,向旧世界作顽强的、不妥协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最可宝贵的品质,也是共产党人党性的重要方面。恩格斯曾经赞扬马克思说,斗争是他最得心应手的事情。用这样的赞誉来形容毛泽东同样十分恰切、乃至更有甚者。在毛泽东的光辉著作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到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处处可以看出他同国内外敌人以及党内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战斗锋芒。他真可谓目光如电,大笔如椽,横扫千军,所向披靡。

三、毛泽东身上闪烁着源之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人格的光辉

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毛泽东既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强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一个中国人。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和精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罕见的风流人物。因此,在他身上闪烁着中国人的伟大人格的光辉,从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从沉沦到奋起、从衰败到复兴的中华民族的形象。

1、酷爱自由,勇于反抗。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他们不能忍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也不能忍受外来民族的侵略压迫。从陈胜、吴广的揭竿起义,到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中国人民反抗暴政、抵御外寇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既有李自成这样的起义领袖,也有岳飞、郑成功、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这样深厚的斗争传统,特别是湖湘文化勇于担当、敢立潮头的人文禀赋,无疑对铸成毛泽东的革命品格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旧制度的叛逆者的性格,他的“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斗争精神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形成的。

2、追求真理,矢志不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上而求索。”执着地追求真理是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无悔。”为真理而献身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品质。在毛泽东身上正体现了这种历史传统和可贵品质。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到处寻找救过救民的真理,而他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终身不渝、矢志不悔。

3、卓然特立,不随流俗。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十分崇尚独立人格,他们喜欢独立思考,喜欢堂堂正正的做人,不愿意随波逐流,俯仰随人,寄人篱下,尤其鄙视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趋炎附势,蝇营狗苟之徒。毛泽东就是一个非常注重独立人格的人。他说,“我们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脑筋来思考,必须我们自己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的土地上生长。”(《毛泽东印象记》)他要求共产党人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绝不要盲从。独立自主,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4、热爱祖国,自尊自信。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深厚的民族感情,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毛选四卷中,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伟大祖国的热情礼赞,看出他对中华民族伟大的高度自信。他最鄙夷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民族的叛徒。他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役和悔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品格。”这样的话移至他也一样地确切。他向世界宣称:“我们中华民族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自林的能力。”面对美帝国主义“封锁”的恐吓,他说:难道“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神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他坚定地相信中国人民不靠向帝国主义乞讨不但可以活下去,而且还将活的更好些。

5、讲究气节,固持操守。“君子立而不易其方”(《易经》)。从屈原的《橘经》到周敦颐的《爱莲说》,从陆游的咏梅到郑板桥的写竹,或见景抒情,或记物言志,中国古代的志士仁人无不重视高洁的品行和坚贞的节操,“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历来被人们传为口碑。毛泽东继承了这种可贵的品质,而且把它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使之在新的意义上得到了升华与飞跃。面对帝国主义假惺惺的施舍和引诱,他说,“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他高度赞扬闻一多的拍案而起,朱自清的不吃美国“救济粮”,要求人们作闻一多颂,朱自清颂,他在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派面前所表现出的嶙峋傲骨就是一首中国人民的气节颂,一支千古风流的正气歌。

王幸生,军事科学院原军队建设研究部副部长,少将军衔,专业技术三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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