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刘震云是中国当代作家里“最爱说话的”，估计也不会有多少人反对。
30年来，从最早的《塔铺》，到最新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他用一系列高产佳作为自己说话，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多部小说的名字——如《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也把渴望借主人公表白、为角色自己代言的意图，表露无疑。
他的作品很多是对“说话”的思考。《我不是潘金莲》，讲述一位农村妇女渴望更多人听到自己声音的故事。《一句顶一万句》，干脆把人分成两种——“说得上话的”与“说不上话的”，不同时代的两位男主角，无论出走还是返乡，最终目的，皆是为了找到那个“说得上话的人”。
这个喜欢“说话”、渴望“交流”的作家，不久前，携其新译成俄文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来到俄罗斯，与读者签售交流。
雪花飞起的冬夜，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围绕着“跨文化交流”，记者与刘震云也有了一场交流。
“书中的人物都在给我打前站，我到国外是来与他们会合的”
这不是刘震云第一次来俄罗斯。这些年，他参加了不少中俄文化交流活动，也多次随出版社和译者来到这里。
不过，即便是在他第一次踏上这个国家时，刘震云也没有陌生感。“想想看，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还有列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一大批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里，描写的那些人与事，早已为我们熟悉和认识了。”
文学就是有这个本事，让彼此迅速熟悉。拿起俄文版的《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笑了：“这本书里的杨百顺、牛爱国、巧玲，还有杀猪的老裴、赶车的老马、教书的老汪，他们都在给我打前站。今天我来这里，是和他们会合的。”“相信俄罗斯的读者们，也是从这些人物中，认识了我”。他说，听到国外读者谈论自己书中的人，“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
此前，刘震云的三部小说《手机》《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先后在俄发行，成绩不错。这次的《一句顶一万句》，他却有些担心，小说时间跨度三代人，有名有姓的人物上百，情节线索比较复杂，能被理解吗？
几场读者交流会下来，他有些惊讶。关于这本书，俄罗斯读者提问、探讨的非常多。有读者特别关心书中那个赶着大车、爱占朋友小便宜的老马，后来是怎么死的？那位教书的老汪，因为女儿之死远走他乡，最终的命运如何？“读者阅读得如此细致深入，进入到创作层面。这应该是阅读的高境界了。”刘震云很是欣慰。
刘震云的小说，大多讲的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问题。刘震云发现，这种沟通，也具有跨文化意义。《我不是潘金莲》在国外出版后，有人对他说：“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能因为一句话思考20年，甚至用20年时间来纠正一句话，她对生活有如此痛切的感受，就冲这一点，我特别佩服。”
奥克萨纳·罗迪欧诺娃是刘震云4本小说俄文版的译者。对于作品及人物，她再熟悉不过。她说，刘震云的作品，语言简单明了的背后，饱含着人类深层的感情。他的小说，用最幽默的方式来表达最深刻的哲理，用最简约的方式来描写最复杂的事物，能够打动人心，笑过之后陷入深思。
去过欧洲多国“巡游”，到过阿拉伯地区交流，刘震云也是颇多感受。20年前，西方所知的中国作家，局限于描写社会和政治层面，而现在，更多中国作家在回归生活和文学的深度，带给西方读者更多中国“小人物”的平常故事以及社会世相。
“当《我不潘金莲》被译成《我不是一个护士》，文化当然有差异，但精神层面和基本情感仍是相通的”
文学作品译成外国语种向异国传播，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不可避免。
就像那本《我不是潘金莲》，译成各国文字后，书名也根据不同的文化有所改变。比如，英语版名为《我没有杀死我丈夫》，法语版是《我不是一个荡妇》，瑞典语版是《审判》，德语版和荷兰语版是《中国式离婚》，阿拉伯语版最有意思——《我不是一个护士》——当地曾有一名统治者上台后，取缔红灯区，大量妓女改行成为护士。
“不同民族的文化当然有差异，但精神层面和基本情感仍是相通的。”刘震云曾在很多国家朗诵过自己的作品，他发现，人们的反应大体一样，该感动的时候会感动，该笑的时候会笑，该沉思时也一样沉思。
他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去年到巴黎参加《温故1942》的签售活动时，见到的一位85岁读者。《温故1942》讲述的是1942年河南大旱，三百多万人饿死，当时抗日战争正在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给灾民发粮食，要求灾民帮着消灭中国士兵。这粮食该不该吃？
在巴黎的朗诵会上，那位年迈的法国老人站起来，说自己特别喜欢《温故1942》，法国作家萨特也提出过类似命题。萨特的《占领下的巴黎》，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位法国女士上了公交车，有德国士兵站起来，主动把座位让给她，这位女士面临的问题比德军占领巴黎更严峻：是坐，还是不坐？这可是敌人让的座。
“很多文学命题与细节描写的背后，都透着哲学命题。作家描写的，可能是连政治家和社会学家未必能提出的问题。”刘震云说。
在《一句顶一万句》书中，刘震云表达了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这种敬意。书中提到一个意大利牧师，到河南延津县传教，一辈子只发展了8个信徒，但一直锲而不舍。他在黄河边上碰到一个杀猪匠，问：你信主吗？杀猪匠说：信主有什么好处？牧师说：你信主后，就会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说：我不信主，但也知道我叫老裴，从张家庄来，到李家庄去杀猪。听完这话，牧师迷惑了，想了想说：你说得也对！
这故事还有下文。牧师去世后，杀猪匠在牧师位于破庙的住处发现了一张图纸，画的是宏伟的哥特式教堂。杀猪匠突然发现图纸活了：教堂上的钟在轰鸣，彩绘的玻璃窗全部被推开。他心中的那扇窗也被推开了。杀猪匠想，牧师或许没有把教传给别人，却传给了自己。
“东西方文化虽然有很大差异，但本质仍有相似处。随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交流日益增多，在精神层面、情感层面也日益融合。”刘震云感慨，“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是一种滋养”。
“获奖？那是评委的事。我只想做个笨人，写好自己的书”
今年2月，刘震云被摩洛哥文化部授予“国家文化最高荣誉奖”，该奖意在表彰对摩洛哥文学及阿拉伯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其他语种作家。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该奖。此前，2016年，他刚获得“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再往前，在国内，茅盾文学奖也花落刘家。
谈及文学作品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时，刘震云自有一番见解。“在各种各样交流中，最节省成本的交流，就是文化交流。书籍正是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载体。”
他不疾不徐地道来。“打开一本书，一本文学作品，马上能知道书中的民族，是怎么喝水的，怎么吃饭的，怎么谈恋爱的，甚至怎么生孩子的。他们的形象、性格就能立体起来，情感、灵魂也能大体感受得到。”
而文学作品特有的趣味感，在不同民族国家的传播里更易体会。“好比你吃俄罗斯的一种包子，会不由自主地想与中国包子比较。那种比较的趣味感与滋味感，令跨文化交流充满了诱人的滋味。”刘震云说得津津有味。
当然，“成本最低的”交流，离不开“水平很高的”译者。刘震云坦言自己很幸运，能够和世界一流的汉学家、翻译家合作。“要知道，作家只要懂一门语言即可，翻译家可不行，要非常熟悉运用至少两种语言，还要熟悉两个国家的生活、历史，能够理解文学、作者与生活的关系。这才能把那些话里有话、弦外之音，把那些幽默感，翻译出来。”
随着作品越来越多地被改编搬上银幕，小说被译成20多种语种在海外发行，刘震云也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呼声最高的中国作家之一。问及于此，他来了句“刘氏幽默”：“获奖对作者来说，当然有很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意义是，得奖时可以说了：获奖不重要。”然后，这个并不认为自己幽默的人，用他的“严肃脸”说：评奖是评委们的事，我要做的，是把书写好。
不禁想到他今年夏天走红的一个演讲视频。那是他在北大的校友致辞，关键词是：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他提到两个于他一生都很有意义的亲人导师。一位，是外祖母，身高只有一米五六，却是方圆几十里割麦子的“头把镰”。祖母的诀窍是，割麦子时，腰弯下去后就不再直起来，专心埋头收割。第二位，是木匠舅舅刘麻子。舅舅做的箱子、柜子，是周围四十里最好的。舅舅打心眼里喜欢木匠这种活路，别人看树是树，他看到一棵树，心里想的却是“要是能给女儿做嫁妆该多好”。“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就成”——舅舅的话让他始终铭记。
这位经常得意于自己“数学极好”、“有哲学头脑”的聪明人，一直以来，用这个笨办法，专心致志地码字，希望用优秀的作品，构筑起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的平台。
（责任编辑：赵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