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公投独立动乱逐步升级，10月27日，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以70票赞成、10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议案，宣布从西班牙独立。
今年目睹了中印对峙期间的印度大吉岭地区分离主义动乱，目睹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动乱，再想想苏格兰、科西嘉、意大利北部等一系列欧洲分裂主义策源地。
让西方国家用自己的自杀行为警示教育中国，让我们避免走错路，打破盲目崇拜西方的精神枷锁。
让西班牙凸显秦皇汉武直至新中国伟大，让欧洲自我肢解凸显中国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永久活力。
有幸生于中国国力复兴步入新时代之际，不必去体验我们祖辈曾经体验的那种深刻绝望；但我们是从文景之治迈向昭宣之治开辟盛世，还是昙花一现，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区域制衡还是语言原则？
——印度国内政区划分埋下深远隐患
由于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统一性，加之西式政体和民族理论的影响，印度独立后的国内政区划分指导思想深陷误区，给印度国家统一埋下了深远的隐患。本来，一国要想长久保持统一，其国内行政区划分应充分考虑区域制衡原则，即任何一个一级行政区（省、州、邦）企图分离叛乱时，中央政府都能从毗邻地区方便地扼住其咽喉而实施镇压；任何一个一级行政区分离后都会在经济上蒙受重创，难以独存。正如制定法律的基本思路不能是假设人人都是自律的圣人，而必须着眼于使其不能、不敢作恶；一个大国行政区划设置也必须着眼于使任何一个地区都不能、不敢寻求分裂。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也是拥有独一无二数千年统一传统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文化传统和人口优势之外，关键就在于这方面的制度探索与建设，并与文化传统和人口优势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经过上千年思想和实践探索演变，中国各省省界划分相当充分地体现了区域制衡之道，典型如汉中划归陕西而非四川。
就地理而言，汉中被秦岭隔绝在渭河谷地南边，而更加接近四川盆地
无论是地理、气候，还是人文风物，汉中都更接近四川盆地，而与关中平原差异较大，似乎更应该划入四川省。然而，蜀道艰险，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统军平定汉中张鲁，亲身领略了褒斜谷道的艰险之后，几次评价道：“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李白更长叹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果将汉中和四川盆地划入同一省份，一旦四川当权者与北方的中央政权分离而割据或对抗，就可以轻易堵塞蜀道，阻击来自北方的军队。自从秦国将巴蜀纳为郡县以来，除蜀汉政权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逐鹿天下之外，四川盆地曾多次发生企图裂土分疆的叛乱，先后建立过成汉、前蜀、后蜀等游离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割据政权，动辄延续数十年。其中，蜀汉历时43年（公元221—263年）；自西晋永康二年（301年）十月李特起事，至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李势向晋将桓温投降，成汉政权延续46年；从唐天佑四年（907年）九月王建称帝，到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王衍投降，前蜀延续18年；从后唐清泰元年（934年）正月孟知祥称帝，到宋乾德三年（965年）孟昶向宋军投降，后蜀延续31年。
三国时期局势图
正是鉴于蜀地的历史和现实，李白才发出了深远的感慨忧虑：“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欧阳直公则为此总结出了一条规律：“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蜀警录》）。将汉中划入陕西省之后，一旦四川再度发生叛乱，中央政府平叛军队由于已经掌握了汉中，进军成都平原平叛就会轻易许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用杨洪评价：“汉中，益州咽喉，若无汉中，是无蜀也”。同时，这样的格局又会有效地威慑、遏制掌握四川地方政权者潜在的叛乱割据意图。正因为如此，自从汉中划入陕西省后，再未发生过四川地方政府主动挑起叛乱的事情，更不用说形成割据四川数十年的割据政权了。
同样，襄阳划归湖北而非方言习俗更相近的河南；徐州划归江苏而非方言风俗更相似的山东；明朝时的南直隶在清朝拆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且安徽省界距离江苏省会南京不远；……都是基于类似的考虑。
明朝南直隶
不仅如此，普遍运用区域制衡原则划分国内政区并长期有效实施，还有利于潜移默化地培育国民高于地方的国家认同，国民内心潜意识首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然后才是湖北人、湖南人、江苏人、黑龙江人……，自己有权利也能够在中国国土之内四海为家，形成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心理基础。
反观印度，本来已经从英国殖民者手里继承了一套尽量考虑到了区域制衡之道的国内政区划界方案，独立后却因为国内政治斗争而彻底牺牲了上述区域制衡之道。客观说来，英国人给南亚次大陆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政治统一，为了保证自己这份最大殖民地资产江山稳固，经验丰富、老辣的英国殖民者在划分印度各省和土邦边界时不能不尽量考虑制衡之道，典型如寇松决策1905年分割孟加拉省（尽管后来在国大党和印度社会压力下取消了这个决定）；这些做法固然出自英国殖民者自身利益，但客观上有利于印度国家统一，倘若独立后的印度联邦在确定内部各邦设置与边界划分时能尽量继承这份遗产，践行区域制衡原则，必定有助于巩固印度的长期统一。
然而，还在英国统治时期的1920年，国大党就将“按语言原则划省”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写入自己的纲领。尽管印度联邦独立初期曾经力图保持英治时期的国内政区划分，但国内政治运动和动乱不久就改变了这一切，今天的印度国内一级政区基本上是按照语言原则划分的，使用同一语言的居民区划入同一个邦，导致印度实控版图内邦的数量从独立时的16个增加到了29个，另有7个中央直辖区。
即使不考虑这一原则对国内跨地区贸易发展和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不考虑其打乱原有产业布局的经济后果，这样的国内一级政区划分在平时就不利于潜移默化地培育国民高于地方的国家认同，国民内心潜意识首先认为自己是泰米尔纳德人、西孟加拉人、旁遮普人、马哈拉施特拉人，然后才是印度人；一旦国家有事，更会给地方分离主义者提供极大的便利。而这样的局面，在平时也会激励政客们的分离主义动机。三百年来统一的俄罗斯-苏联国家在1991年“八一九”事变后土崩瓦解，其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实难辞其咎；在导致中亚分离和外高加索地区兵连祸结方面，苏联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影响尤为显着。将克里米亚划入乌克兰，更是与区域制衡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十足昏招。近年，美欧非政府组织（NGO）和政府机构积极支持按族群重新划分尼泊尔的计划，尼泊尔爱国力量就非常担心这一计划成为现实后会导致该国事实上被肢解，南部完全受印度控制，北部、特别是靠近中国西藏的区域则成为美欧机构横行的半殖民地。
与此同时，印度某些邦体量太大，实际上具备了独立建国的条件，如北方邦人口接近2亿，进一步加剧了上述潜在问题。
印度独立至今尚未出现分疆裂土的大动乱，但不等于这个国家以后就不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动荡，更不等于它的行政体制经受得起政治大动乱的考验而有效维护国家统一。曾经与美国并列全球超级大国的苏联有着三百年的统一历史，最终却一夕解体，就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南印度四邦建立“达罗毗荼联邦”、[1]旁遮普独立建立“卡利斯坦国”之类分离主义主张就曾在印度政界登堂入室。虽然英迪拉·甘地在1980年大选中选择代表安得拉邦的席位，而不是在传统根据地北方邦的席位；当上总理后毅然出动枪杆子镇压了锡克人，再赔上自己的生命，平息了这一轮分离主义浪潮，但一批地方政党仍在这一轮风潮中脱颖而出，国大党多年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对印度而言，令人悲哀的是，即使印度统治集团内部眼光远大且满怀国家责任感的精英们认识到了上述风险，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统一性的现实也使得他们无法实施治本之道，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按语言原则划分政区天然比贯彻地区制衡原则更能有效动员群众开展政治斗争和竞争选票。当初，印度按语言划分邦界是从安得拉邦打开突破口的，此先例一开，印度政府就再也无法遏制按语言原则划分邦界的压力，相关暴力冲突和争端此起彼伏：
1949年，老国大党人波提·斯利马穆卢（Potti Sriramal）在马德拉斯泰卢固语地区掀起运动，要求建立泰卢固语安得拉邦。1952年，斯利马穆卢绝食58天后饿死，在泰卢固语地区引发大规模骚乱，尼赫鲁在斯利马穆卢死后第四天被迫宣布设立泰卢固语的安得拉邦。
1956年1月，由于孟买邦内操马拉地语的马哈拉施特拉居民不满与古吉拉特语地区继续在一个邦内，孟买市爆发骚乱，骚乱民众与前来镇压的军警发生流血冲突，80人被打死，450人受伤，但骚乱仍未平息。3月，政府被迫让步，决定将孟买邦分割为古吉拉特、马哈拉施特拉两个语言邦，随后又在马哈拉施特拉居民压力下决定将原计划作为中央直辖区、5年后再定归属的孟买市划为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结果又在古吉拉特邦引起骚乱。而且，即便如此，争夺孟买市的“赢家”马哈拉施特拉邦与迈索尔之间也仍然为列尔高姆县归属你争我夺。
1956—1960年的孟买邦（红线范围内）
按语言划分邦界的最大风险在于，一旦容许较大民族按语言划分邦界形成他们主导的邦，就无法阻止这些邦内较小民族要求援引同一原则从该邦分立出来形成新的邦，甚至独立建国，不管其人口、经济实力是否足以支持单独设邦或建国的庞大上层建筑。如此反复，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土划分必将支离破碎，难乎为继。在印度的实践中，这一连锁反应的风险就暴露无遗。马哈拉施特拉邦设立后，其内部存在的那格-维达尔巴（Nag-Vidarbha）分离主义运动就备受激励；安得拉邦设立后，要求分割该邦新设特仑甘纳邦的运动和暴力冲突随之兴起，其领导人在2009年效仿斯利马穆卢绝食逼迫联邦政府同意正式启动分邦程序；北方、比哈尔等邦内部要求设立新邦的分离主义运动也水涨船高，……一批要求设立新邦的分离主义运动已经修成正果，11.48万平方公里、3500万人口的特仑甘纳邦已于2014年6月从安得拉邦分割设立，但这些主张、要求中不乏完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者。
按语言划分邦界运动蔓延及其冲击一度动摇了尼赫鲁那自认统治印度天命在身的自信，他1958年主动请辞，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在上述事件中，斯利马穆卢之辈未尝不是怀着一种自认为“崇高”的目标，表现出了炽烈的献身精神，问题是这类做法恰恰暴露出他们潜意识中地区认同高于印度国家认同。而且，经过这样的政治斗争，印度政治精英中不会再有多少人愿意触动这个问题而押上自己的政治命运，对印度国家统一的上述隐患也就会一直保持下去。（本文来源于梅新育论衡，内容有所删减，作者梅新育。本网获授权发布。）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