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以《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为题发表了重要讲话，迄于今，差不多十年过去了，这个“时”与“势”，已经以几近天翻地覆的景象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 毛主席当年常常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古语比喻和阐释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迁。如今，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时”，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又一次强调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势”，就是“美国带头吆喝组建起21世纪的‘八国联军’对付中国”。
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既非心血来潮，亦非近年的仓促之举，而是反反复复思考与权衡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最终结果。 1976年1月，在周恩来同志逝世不久，美国《时代周刊》随即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刊登出来，同时还在他的相片的左下角加了一行小号字：“周恩来的继承者是邓小平。”；照片的右上角则用中号黑体字提了一个问题：“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China: Friend or Foe?） 这表明当时的美国，对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盘算和忧虑。但是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许多美国政客似乎从未放弃这个问题：“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 毋庸讳言，这就是“大变局”的核心，是美国人思考权衡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在近年把中国确定为了“敌人”，而且用我们习惯的说法，美国已经公开声称把我们中国当作了当今世界“头号敌人”！ 简而言之，这个“大变局”之所以成为“百年未有”，是美国妄图能像1840年英国那样重新纠集“西方列强”，组成“新八国联军”，以遏制、打垮、肢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1840年带头的英国换成了今天的美国；当年的、“八国联军”换成了今天的“七国集团+欧盟”；当年的大炮和军舰换成了今天的导弹、核武、星链、网络、经济和科技制裁；当年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换成了今天的“脱钩”中国。 百年大变局来了，也预示世界格局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当代著名网络作家李光满指出：“当前的国际局势正在进入一个大动乱、大变革、大重组时期，局部冲突不断，大国冲突激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球影响力下降，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崛起，开始形成一种新势力。”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并还将继续经历着中国历史上，甚至是改革开放45年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郭沫若有词云：“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世界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也说过，领导人的责任就是要“如何将絮乱转化为机遇”。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在浙江省考察时强调指出，在国家治理中，“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故“善于化危为机”者，就是国家治理高手。 管理科学，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领域，本质上是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学问。当代社会历史发展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每个人作为见证者确乎非常幸运，但对管理科学本身而言，则已经、正在和还将继续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即历史赋予当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创新突破口”，当然也是当代管理科学家们大显身手的伟大时代。 毛泽东指出：“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 董英豪博士在本书前言中提出了中国管理科学要“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使命”的命题，非常深刻，也非常适时。为了迎接百年变局中的管理科学的新挑战，为了取得新世纪未来百年的“战略胜利”，管理科学应在如何才能实现“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上下功夫，也即在管理科学创新上发力，在管理战略学上发力，真发力，发真力，不发虚力。 为了迎接百年变局中的管理科学的新挑战，在管理科学创新上发力，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是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地位的一个科学界定，也是我们党第一次以‘世纪’为尺度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2022年“五四”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这为我国管理科学工作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体系，担当时代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为了迎接百年变局中的管理科学的新挑战，就不能只醉心于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书本和理论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探索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体系的新路。当今，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管理科学在内的“思想文化既交流互鉴又激荡碰撞。特别是西方长期掌握着文化霸权、左右着世界舆论格局，屏蔽真相、颠倒是非的情况时有发生”。还是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先生说得对：“中国目前尚未有一位真正让人信服的管理学专家出现。要不就是一知半解，生搬硬套西方管理学理论，要不就是把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一些传统思想观念解读为东方式管理，缺乏科学的实证精神。” 为了迎接百年变局中的管理科学的新挑战，就必须在管理科学创新和创新管理科学上着力，这是创建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体系题中应有且首要之根本要义。从特朗普2018年4月抓住中兴开打伊始，到拜登2022年8月签署《2022芯片和科学法案》，再到“中兴事件”之后不久，时任《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教授列陈我国被美国和欧洲卡脖子技术数十项，无不在警示国人，美国之所以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地打压我国，只缘“中美科技实力的巨大差距”！ 管理战略学告诉我们，在未来百年奋斗征途上，我国还有诸多短板需要加长和维护，但最要紧也是最短最难的短板，第一是科技，第二是科技，第三还是科技。1927年，毛主席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著名论断“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如今的美国则是“霸权是由军事科技中取得的”。特朗普2018年起打压中兴，接着是打压华为、大疆等中国科技公司，网上有人列出了或长或短的数十项乃至上百项“卡脖子”清单，本质即是看准了我国的科技之“短板”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科技革命”到当今的“科技创新”，从新中国之初的普及教育到2019年“临门一脚”实现高教普及化，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国对科教不可谓不重视，但是科技创新能力还需要加强。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两院士大会谆谆嘱咐院士们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管理战略学还告诉我们，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的指示，我们还应该以史为镜，以找到、找准适合国情的科技创新之路。比如，大家都知道自哥白尼、伽利略开启了近代科学时代以来，世界各国间有一种史称“汤浅现象”的说法，即“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现象”。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科学中心”从意大利开始，经英国、法国、德国，在20世纪之交进入美国。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保持处在世界科学中心位置基本平均周期为80年，这数百年来几乎成了一个历史定律。可是如今的美国却已经保持了120年的世界科学中心地位。有专家称，迄今还未见美国科学衰落的迹象！何也？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研究的。或曰，研究表明，不是美国人改造了大学，而是改造了科学。更明确一点说，可能是因为美国人成功地从制度上改造了科学，而不是满足于铺天盖地的、东西南北的建科技学院、科技研究所、科技中心、高科技开发区！此其一。 其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因科技产业化的成功而如日中天，气势如虹，直欲比肩美国。但是日本的科技产业均非原创，只是以小型化、集成化、多功能化、精细化见长而誉满全球。结果美国用90年的时间以其互联网的原创把日本那些非原创的“高科技产业”打得落花流水。如今美国可能正在用对付日本的那套手段故伎重演，以应对我国的崛起。 有报道称，“中美科技竞争，拜登欲换赛道”，还说，美国科技“换道”的风险正在浮现。比如，它研发投入增加同时，逐步降低了对中国的“赶超焦虑”，不再寻求在5G、人工智能初级应用等领域与中国展开正面竞争。正应了管理学上的一句名言，“对着目标走直线，并非总是上策”。美国正在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放在了在下一轮科技革命中重新确立主导权上。（作者蒋国华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管理科学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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