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当代诗呢？华清用创作向我们证明：象征着诗歌的女神密涅瓦在机械复制时代的世界之夜降临，它是创造与破毁的合一，是严肃与诙谐的混搭，是高雅与凡俗的互悖，是表达与解构的共生。学者张清华与诗人华清在《镜中记》中彼此对镜，正像浪漫主义的夜莺望见目光如炬的猫头鹰——他们本就是一体。诗与诗学，正在镜中，正在此刻。
——本期主持人：陈泽宇 走进静物的人 华清的诗，其语言状貌整体看来是一种浑然的团状物：某一名物，或瞬间性的时空断片，在拆除公共性、赋予情境后被重新感受和认知；它成为认知的疑团，在经过了几笔对于局部的细描后，渐渐显现了自身的全貌；但这个全貌作为即将被显现之物，又缺失了明确的显现目的和显示的动力，它向未知敞开，但不追求确定的意义的光源，不求来历和去处。就像水墨画中山石草木的几笔细节勾勒，对山水中有待被读出之物至关重要，但对于这个即将被读出之物，又缺乏最后的交代。山水作为凭空之物断然存在于水墨的方式让人惊讶，以至于朱利安在谈论它们时需要降下哲学的空穴来风。山水画的读者能绝不依靠树摇水皱看到风，是对类似颜料和画框之外（或之前）的前语言孜孜以求的阅读心念的结果。我判断，华清的诗如果有一个习语之下的“前语言区域”，它应是某种即时性极强的静物。 静物画朝向日常生活自然摆放的局部，在17世纪曾优于宗教画、风景画、肖像画和历史或现实题材的各类主题画作，言说了更丰富别致的世界。瞬时状态在美学精神上是静物画的延伸或升格。华清诗作的角落感和局部感，任由抒情者思绪步入，进行时空处置的随意和断然，都和静物画的表达方式类似。作为一名批评家诗人，华清的诗在文体上反对评论的连续性和整体感。这让我怀疑，诗是华清文化批评和史学研究的文体“代偿”：他诉求躲避论说的逻辑维度，对状态、氛围、气息和断片感兴趣；华清没有在任何一首诗中建立过完整的历史时间，甚至也难得见到传记时间，史识的纵深和单维空间结构的完成不是他在意的东西。 如果是简约语言爱好者阅读华清的诗，难免产生困惑：在气息相连的语流中，节奏的脉搏很沉，缺乏离断。与一般诗歌相比，分行在华清的诗中证实的是难以被切断的句群。与富有见识的评论相比，华清的诗作语不惊人，用宽裕的生命支起寻常心，不争当诗语的炼金术士。人们可能很难意识到，平静的白描正是这些并列于世间的形态所产生的真正奇迹。诗歌作为造句的奇技淫巧几乎成为了诗歌鉴赏词典的公文，把句子从意象和意境的负累中解救出来，让它回到澄澈，从而在当代心灵中找到新的流域，这是汉语这条大河的迫切需求。华清的诗中似有一位这种在语言中砭清激浊的狷介之士。 华清的诗并不追求道成肉身，也不从尘世汲取哲学，不坐忘，不轻易散布悲悯。就像一幅静物，依靠摆放显示人迹，以免被风景吞噬；依靠局部的方寸之地获取凝视，以挽救物体沦入名词下那种囚徒的服从；珍视瞬间以捕获偶然，来静置主体翻腾的意图，在真正的精神涣散中达成主体间性，让凝视来临。诗作《喜鹊之死》写下：“流感中的一只花喜鹊，死于报喜的路上/它委屈地躺在那里，并不知晓/因为它并未抵达的喜讯/而今正有万千消息阻塞于路/报忧的蚂蚁们等在尸首边/先是列队哀悼，稍后是等待分食/它犹存的能量。而旁侧，那歪脖树上/意外幸存的树洞，正以黑黢黢的面孔/致达哀思。看，暴风雨就要来了/大片的黑云自西北而来，已围住城郭/一个黑衣人在归家路上/经过一小块草地时，迎面看到这一幕/表情凝重，不禁驻足了一分钟”。在宗教和哲学的向度上，第一句已经全部完成了，疫病中的悲喜和生死高悬在言说的开始，像一道门堵住了更多的教谕进来。然后，对一个死亡场景的感受开始了。在华清的诗中，领略死亡的事物比一般的葬礼要多，因此一时有些嘈杂。为了回到可贵的瞬时性，诗人让黑云压城，“一小块草地”“一幕”“一分钟”，这些细致入微的东西让难以进入史册的时空在诗中获得了它的雕像。 这也是一幅诗人的自画像。静物画永远是画家对整体性的怀疑，画框配合画家，对观念保持懈怠和拒绝，让画家进行自我解散而逐一分藏他附着其上的灵魂。约翰·阿什贝利在《凸面镜中的自画像》中，把画家的镜中所见进一步分解，进一步分藏，从而让一首诗的大门内挤进了所有的东西。一幅在凝视中走向无限的静物画，正是在非常局限的渲染中挖井。最后，人们有可能看到，在静物中唯一会动的正是修辞。华清发现的，是那些作为练习曲的修辞的悲剧，因此，他携带它们，去诗中一次次寻觅的，正是那“一次性的/生，死，悲，欢，喜，怒，忧，惧”（《练习曲》）。 当然，作为静物画中的人迹，华清诗中的抒情者用已然的和解显示出的对自我和尘世的安放之心，是否对于新汉语的诗性子民体现出了大制不割？换句话说，他是否需要摆脱趣味书写的嫌疑再次走入一片语言的否定之地？这也是很值得诗人们一起观照的议题。 （作者：傅元峰，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置身当代精神现场的诗歌“秘史” 华清是一流的学者和批评家，其观察和批评的视野几乎涵盖了各个文学门类及文化现象，记得第一次看到他的诗歌之后，我颇有惊艳之感。其诗歌语言的纯粹、极致、自由和洒脱，更重要的是情感的饱满和表达的精准、多义多维，尽显书面汉语的优雅美感与“灵性秩序”，当即找他的学生要到了华清的微信，并向他约诗作。作为一名编辑，我特别喜欢自己去发现好的作品，尤其看重诗歌的创新性、实验性与纯正品质。 这本《镜中记》大抵是华清近几年来诗歌作品的一次“集合”，从中我读到的是一个当代人置身于精神现场的秘史，也看到了一个诗人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内在的观察、思考和富有个性的“立场”和“态度”。如他的《小旋风》：“一阵来自乌有之乡的小风/旋起世间种种杂碎儿，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在倏忽间，返回了尘土的原始。”再如他的《感觉》：“行路人心里一紧，收拢了一下/已有些漏风的斗笠，弯腰疾速而行……” 无论是“乌有之乡的小风”还是“漏风的斗笠”，其中的隐喻和“扩张”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概括，而且是基于当下人群内心和精神现状的一种“能指”和“确认”，其中的意蕴当是不难理解与解读。在其写给诗人张枣的《春梦》一诗当中，华清则用饱满的情感及欲望的基本方式，略带伤感且有些“顽劣”地，从另一角度，解读了张枣的名诗《镜中》，华清说，“那一刻，你不禁有些自满，自负，害羞/感觉你的须发如一场霜在悄然变白。”接下来的诗句，则以不断“叠加”的叙述，颇有耐心地给予了一个已故优秀诗人在某些时刻的世俗和精神画像。 华清的诗歌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并很好地拥有了他个人的“世界诗歌的背景”，这不是说他的诗歌写作进入到了世界性的阅读范围，而是他的诗歌有一种复杂的和丰富的“精神的、文化的背景”。在很多时候，诗歌解决的是人的内心的“块垒”“明暗”和“种种的不得已，以及这种不得已带来的精神压力及其景象”。《镜中记》一书中，《鬼魂》是华清的一首长诗，在这首诗歌当中，华清所有内心和精神的“闪跃腾挪”与“明暗之间”，“结束的已经结束，开始的又重新开始/循环的已不知循环几遭，该遗弃的早已遗弃/永存的必将永存，腐朽的已永无惦记”。这种在回溯中的“确认”“重现”“诘问”与“思考”， 其力量是强大的，而且这首长诗当中所释放的诸多“意义”或者“无意义”，精妙、沉重、消失和新生以及“在与不在”，重复的和一次性的，都有些惊心动魄。诗歌在很多时候完成的是深长隧道里的孤独旅行，是情感在文字当中的“同气连枝”“首尾贯通”，在阅读这首长诗的时候，需要平心静气，也需要急速的想象力与思考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清的诗歌当中也有极为温情或者世俗的一面，这源于他深刻的体察和觉悟，并且在冷静地观察之间，把自我的态度、情感，放置于最巧妙的位置。如《背影》《惊蛰》《拥吻者》《木瓜》《悼亡友》《叙事》等等。从中，看到的是另一个华清，他的眼里有尘世的景象，爱和善、亲情与其他的情义，这种有着肉身温度的诗歌，让知识分子诗歌写作凭空多了一些“尘埃气息”和“人间的温情。” 读华清的《镜中记》可以明确地感觉到，他在用一种宏大而又细密，“概略”却能够精到的语言方式，去承载他用诗歌面对的世界以及他对这个世界和人间万象的“诗性陈述、发现与塑造”。同时，他也在用诗歌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置身于时代精神现场的“秘史”的书写和创造。 （作者：杨献平，系《星星诗刊》社副社长） 诗者的辩证法与炼金术 华清的《镜中记》是一本饱含能量、智慧与情感的诗集，自序言《密涅瓦趁夜色降临》开始，它就为我们开启了一段意蕴丰富的奇幻之旅。在诗人的头脑中，似乎存在一种独特的装置，既可以广泛地捕捉繁华世界中的万千意象，又可以迅速将它们与那些美妙的辞藻融汇在一起，组合成令人振奋的诗句。黑格尔将这种杰出的本领称为掌握“现实”的资禀和敏感，它赋予了诗人在面向时间和生命向度时的积极与主动：他们不肯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灵感迸发、才思喷涌的机缘，在他们的笔端，形色各异的事物均被赋予生命，附和着多样的情感，让语言生发出摄人心魄的魔力。 翻开《镜中记》，那份跨越时空的壮阔与丰饶，犹如热风扑面而来。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不是一张酥黄的纸/而是一纸符咒，一场照亮中古之夜的大火”；对智能机器人从构造到标示意义的描述，蕴含着诗人对人类主体性丧失问题的隐忧；在恐怖气氛弥漫的中元夜，诗人想到的却是月光下透明的魂魄中，是否有“孤困中单行的落伍者”。文物、亡灵等沉闷意象的出现使诗集富有历史感与厚重感，却又不足以代表整本诗集的风格，诗人显然拒绝了那种单一的狭隘的定性和规律的桎梏，尝试在更广泛的物象中投放自己的审美情感。无法驱除渺小蚊虫的狮子有时是无助的；前往屠宰场的猪也可以生有充满柔情的黑色眸子；那首以兔子为题的诗歌更是充满了生活气息，让人捧腹不止，“那时我的怒气/已经彻底压过了撸兔者的和善与仁慈/我的暴政瞬间化作了数枚/气势汹汹的脑瓜崩……”在凝重与轻快交织的语调中，我们看到诗人敏锐的观察力以及飞跃的想象力，他抵制刻意晦涩，抵制肆意夸张，他警惕让诗歌创作沦为黑格尔所谓的手工业式的熟练，他试图捕捉万物最灵动的细节，编织一幅永葆光泽的画作。 华清建构的诗歌艺术世界无疑是闪耀夺目、灵觉飞骋的。《镜中记》中尤其让人倍感惊喜的，是一首首以鸟类或是具有飞行本能的昆虫为描摹对象的诗作。它们异样的姿态无不触动着诗人敏感的神经，凌空跃起的白鹭让作者陷入关于千古英雄的沉思；炫耀吸血的蚊子让作者不禁感叹：“胜利属于嗜咬者”。它们又是难逃死亡魔爪的，高贵、神秘的黑天鹅早已被暗中的枪口瞄准；死于流感的花喜鹊会有蚂蚁列队为它哀悼。某些常规现象通过修辞手法上的推陈出新，也让人眼前一亮，比如蝴蝶效应，比如飞蛾扑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要数出现在诗人梦中的那只海鸥，与它的自由翱翔相对的，是诗人年少时因“发表焦虑症”而表现出的苦恼与执着。创作时灵感的消失、完成作品时的欢欣喜悦，类似起伏的心绪都曾在诗人的梦中翻涌着，组成一个个荒诞的梦境。同时，诗人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代际性的伤疤唤起读者共同的感受和体验，以期与读者之间达成一种妙不可言的交流。 在《镜中记》中，我们有幸领略到华清真挚情感的流溢。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婶母逐渐“忘我”的过程，让诗人沉浸于人世无常的玄幻命题；时髦新词“吃瓜群众”的风靡，让诗人深陷对外祖父的无尽思念之中；与亡友最后的道别，让诗人的思绪重返那些悲喜交织的旧时光；对父亲背影的勾画，让诗人笔下的代际关系包孕着一种深沉而又克制的爱意。充满回忆的文字，既是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或许也是诗人对诗歌精神价值的一种维护。诗歌从来都是情感语言的最高形式，深切、真挚、崇高情感的注入，使《镜中记》传达出尤为可贵的真实感，一种在“文学堕落”的贬损声音中光芒四射的宝物，一种用以对抗喧嚣和虚浮状态的神奇力量。一首首诗歌有如低沉浑厚的乐音，飘荡在宁静清幽的氛围中，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远离做作与可笑。 谈及诗歌创作，华清曾表示：“我也希望能够处理一些虽然渺小，却也有潜在价值和可能的当代感的词语、事物和现象。”美国女诗人简·赫斯菲尔德也有过类似表述：“诗歌是一些‘小东西’，可以放在口袋里，也可以存放在心灵之中。然而，路过的旅行者的‘渺小’却能唤醒并改变他们周围山脉的‘广大’。”或许，渺小与无限的辩证关系是诗人共有的创作情结，也是诗人久已迷恋的创作境界。无论这种猜测是否成立，《镜中记》借助渺小之物，借助充沛的情感，借助不竭的创造力，像遥远古代的炼金术士那样化腐朽为神奇，一个广袤无际、神思浩荡而又澄明纯净的幻化世界，有如大地一般毫无遮蔽地涌现在我们眼前。 （作者：李延佳，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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