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5年5月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照片，是全球气候金融大会的现场，法国总统、外长刚刚演讲完。台下10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全是欧美人。我是唯一一位中国发言嘉宾，与OECD副秘书长等国际要人同台演讲。可惜，没人给我拍照，我就在台上时，悄悄拍了一场全景照，以示留念。
说实在的，看着那个场面，我当时心跳加速，于是，被迫和主持人（一位法国电视台名主播）说，英文不是我母语，且我现在有点紧张，一会问我问题时，请一定讲慢一些，且交替着问，多给我一些时间思考。他笑着答应，各自主旨发言后，他第一个就向我提问，且语速很快。幸好，我还算镇定，演讲与回答得不错，下面有数次掌声与笑声。一位参会者说，一看你上台，还以为是哪个中国大学的博士生，没想到是一位资深学者。这篇演讲稿与互动情况收集在拙作《看好中国》的第二章中。
我为何讲这段亲历故事，实际上是想说明，许多时候，我们智库学者在海外的孤独与不易。
有人会问，没钱没权没利的智库学者，为什么这么拼命？我当然有许多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如家国情怀、士大夫情结，但最直接的动力是，某种必须要去做的心理冲动与生理上的条件反射。诚如这本书许多篇演讲中所述，很多时候的国际会议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在场，若不去，中国就失声了。于是，不得不前往。
这个过程是艰难不易的，是对体力与智力的双重挑战。尤其是近两年，平均每年得飞20多个国家数十万公里（且多是经济舱），最短促的旅程是30小时来回北京莫斯科、北京巴黎。像我院王义桅教授、陈晓晨研究员等都是每年做上百场演讲、主旨发言。我想，支撑我们做下去的，是对大世界的好奇和对爱恋者的感恩。
我们的确很感恩这个时代与国度，让我有机会被时代与国家抓了壮丁，能有机会为时代与国家服务。
我是天资很一般的人，小时候学什么都比别人慢不少，只能悄悄地花更多的时间。踏上工作岗位后，这种差距更明显。在北京，高手云集，让我自惭形秽。唯一擅长的就是，以勤补拙。在出差的路上、等高铁的候车室、国际航班的经济舱座位上，我尽可能地去记录、思考，于是有了前三部专着《大国的幻象》、《美国的焦虑》和《伐谋》，虽都不是经典之作，却记录了我青年逐渐进入中年的所思所想所行。
走得越多，就越感受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2013年初，参与创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我更加希望能够在行走中研究这个国度与这个世界，寻找可供对解决社会问题与决策咨询有用的答案。这些年，我抓住一切机会去往外走，走了数百个县市，走了数十个国家，逐渐得出了一些与他人不同的见识与结论，并向听众解释我所理解的中国，有效地提供了一些令决策者用得上的建议与思考。我将其视为“脚底板下的学问”。
2017年10月10日，“讲好中国故事看好中国未来”学术研讨会暨《看好中国：一位智库学者的全球演讲》新书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厦举行。着名学者吴晓球、贾康、曹和平、毕吉耀、房宁、杨光斌、赵磊、钟新等百余位学者、媒体人与各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以上内容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致辞，内容有删减。）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