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廖汉生（1911年11月14日-2006年10月05日）
廖汉生，1911年11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土家族。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9月，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廖汉生中将是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坚强的党性，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坚贞不渝，矢志不移。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军区所辖的范围相当惊人，包括陕、甘、宁、青、新5省，面积占全国的1/3。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反动政权不甘心失败，纠合残兵败将和土匪势力，企图在大西北建立所谓“陆上台湾”。经过解放军的持续打击，到廖汉生主持西北军区工作时，西北各地的残匪只剩下由号称“中华反共救国102路”司令马元祥、“中华反共救国103路”司令马良率领的两股匪徒。这两股匪徒以反动军官、特务、惯匪、兵痞、流氓为骨干，长期流窜于甘肃、青海、四川3省边界的藏族地区，为祸一方，成为残存在大陆的一支反动政治武装。
1954年1月，时任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廖汉生同志在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期间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从1952年8月起，台湾国民党政权还不时派出军用飞机，穿越大陆飞到西北，向这股匪徒空投特务和枪械弹药、联络器材等装备，对其进行接济，所以二马更加猖狂。
廖汉生新官上任，他决心彻底剿灭这股匪徒，让甘、青、川边地区的百姓真正过上安稳生活。
10月间，廖汉生组织西北军区与西南军区召开联合作战会议，拟订了围歼方案，并上报中央军委。10月26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复电廖汉生等：“西北地区辽阔，粮草困难，匪聚则易歼，散则难剿。台匪空投可能引诱小股土匪向马良靠拢，因此应有意识地让匪徒向一定地区聚集。不要过早派飞机活动惊动匪徒聚集，待明春开始围剿。”
10月下旬，廖汉生主持召开西北军区党委扩大会，时任军区参谋长的彭绍辉对剿匪工作做了具体的分析和部署。12月间，廖汉生又主持召开西北军区剿匪会议，部署了全歼马良、马元祥股匪的战斗方案。随后，西北军区成立了“甘青剿匪指挥部”，彭绍辉、廖汉生分别担任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同时组建了“青南剿匪指挥部”和“甘南藏区工作委员会”，着手进行政治、军事、后勤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1953年3月8日，廖汉生等致电军委，报告“甘青剿指之剿匪部署及西北军区之意见”。10日，毛泽东亲自电示：西北军区3月8日电悉。同意甘青剿指之剿匪部署及西北军区之意见。望令剿指注意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主要是物质补给困难和少数民族对我不了解的困难，遇到这些困难时，必须鼓励部属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之，务达全歼各匪，不可半途而废。
军委一声令下，廖汉生、彭绍辉立即指挥西北军区骑兵第一师、步兵第十一师等部，在西南军区空军的有力配合下，向马良、马元祥匪徒发起围攻。经过整整一个冬天准备的剿匪部队，策马扬鞭，迅速出击。
在廖汉生、彭绍辉指挥下，剿匪部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匪徒采取奔袭、围歼、追歼等多种军事打击手段。担任追剿马良匪部的骑兵第一团，连续数天每人只能吃到4两粮食，不得不靠打野兽、挖野菜充饥。但全团将士斗志昂扬，仍然坚决追击，指战员们提出：“土匪逃到哪里就追击到哪里，不消灭土匪绝不收兵!”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廖汉生还主持起草了“甘青剿匪指挥部”剿匪布告，经毛泽东修改后公开发布。布告中提出，一切因受骗或被迫为匪的部落头人，僧俗群众，只要诚意回来，各安生产，一律既往不咎，并保障其生命财产及以往之地位。无论匪首匪众，凡向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投诚自新者，一律从宽处理；凡脱离匪众，并积极协助剿匪者，允许将功折罪。
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匪首匪众土崩瓦解。至5月中旬，这两股匪徒全部被解放军歼灭，计毙伤匪首马元祥以下405人；俘匪首马良以下514名；另有284人投降，合计1203名。
党中央和军委接到西北军区剿匪战报后，第一时间发来慰问电，嘉勉剿匪部队：“此次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参加剿匪的全体同志，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积极作战，不顾饥饿疲劳，昼夜追击搜剿，已击毙匪首马元祥、活捉屡次叛乱之匪首马良，并将各股土匪基本消灭，获得很大胜利，甚感快慰。”
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代表西北人民，专程从西安前来慰问剿匪部队，并送来慰问信，高度赞扬了剿匪功绩：“这一伟大胜利，不仅扫清了甘青两省地方建设上的一大障碍，而且粉碎了台湾残匪所谓建立‘陆上台湾’的梦想。”
至此，西北地区自解放初期开始的历时4年的剿匪斗争，在廖汉生主持下取得了彻底胜利。
1952年8月，廖汉生到西北军区政治部上任时，正值全军掀起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学习高潮。从西北军区政治部的调查报告中，廖汉生吃惊地得知：全区80%的干部战士识字仅在1000字以下，其中认识500字以下的占了一半，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比比皆是；数学常识更是少得可怜，大多数人包括相当多的干部，连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也不认识。可以说，基层干部战士当中不会看书看报、不会写信写报告、不会计算的人占了大多数。面对严峻的现实，廖汉生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军队尽管有不怕死的勇敢精神，有不怕苦的顽强作风，有过去战胜敌人的光荣传统，也是无法掌握先进的武器装备的，是无法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的。”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西北军区的文化学习工作搞好。
韩练成与廖汉生为西北军区体育运动大会颁奖
早在1952年6月，西北军区在整编工作基本完成以后，便已经开始按照上级要求，以大部分训练时间进行文化教育。廖汉生上任后，加速推进相关工作的进行，“攻克文化堡垒”“向文化科学进军”，成为西北军区干部战士中流行的口号。
在廖汉生部署下，全军区普遍开展速成教育，军一级开办速成中学、师一级开办速成小学，团以上机关开办在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到1952年10月，全军区已办有速成小学28所、速成中学12所、文化补习学校127所，拥有文化教员6197名、在校学员3万余名。这年10月间，廖汉生还指示军区政治部专门召开了一次各级速成中小学校长会议，总结交流举办速成教育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期间，廖汉生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批斗、关押达5年之久，直到1972年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才重获自由。
毛主席与周总理（资料图片）
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团刚刚结束，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南海毛泽东书房，一次关系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谈话正在进行。谈话中，毛泽东听了有关汇报后拍案而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点点头，下了决心：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周恩来很快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的两个原则：“从上到下，由易到难。”他解释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也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了。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周恩来宣布，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将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被莫名其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杨勇(右)与廖汉生(左)在天安门城楼上
1983年至1993年，廖汉生同志担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他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参加对普法工作和法律实施工作情况的调研和视察，潜心研究代表联络工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的5年中，他积极推进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为增进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维护祖国尊严，做了大量工作。他还曾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大力推进农村改水工作，关注除害防病工作，开展健康教育，取得了很大成效。
1980年1月，廖汉生同志任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88年9月，时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汉生同志在新疆考察民族区域自治法施行情况。
2006年10月5日6时30分，廖汉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