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安全问题，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安全问题。从它的人口上说，具有全球意义，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考虑和设计“一带一路”的安全问题，要从全球战略的大方向上来考虑。我们在“一带一路”上是一个正向激励、一个良性互动，是自然的。本身来讲，“一带一路”的安全战略布局，也是我们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决“一带一路”安全风险的手段是综合的
“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是综合的、复杂的，也是历史的。我们面临的有政局动荡、恐怖主义、民族宗教等问题，这些都会对我们的投资项目（包括对企业走出去、对军队走出去）造成极大的困难。所以，解决的方法、手段必须是综合的。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员温冰在论坛研讨会上发言 宋志娇 摄
我们期盼“一带一路”的安全环境，是一种可持续、可共享、可预测的安全环境，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逐步实现可共享，这是我们新一代领导人执政以后特别强调要实现的综合的安全环境。
前一段时间，有一些人总觉得军队应该尽快走出去，但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下不可能大规模的走出去，美国这么大的世界第一的军事力量，它在中东和其他地区，都不敢轻易调动军队，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军事力量的作用考虑好。
“一带一路”解决安全问题，核心还是要解决发展。现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出现了，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通过发展的手段，用发展的钥匙来逐步解决。
推进“一带一路”，必须理解其核心思想
第二点，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认真理解习总书记提出来的关于“一带一路”的核心思想，去全面推进它，而不是单打独斗，不是“把经济推出去了就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喊得多，做得少，民心相通是需要做细小工作的问题，比如，二战以后日本的企业NGO对泰国渗透非常多，每个月或者每周给老百姓和居民一块香皂或者给一些其他东西等等，坚持了这么多年，在泰国笼络了很多人，这是很可怕的。
我们在泰国建的高铁和日本出现一个竞争的时候，日本十几年前就已经按照新干线的标准做完了，所以，泰国人看到我们的标准没有新干线标准高，就觉得不好，实际日本新干线的标准也做不起来，就是把口堵上了，日本人为泰国上下做发展规划渗透得很扎实，我们恰恰没有做这些工作。所以说，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以后，现在做了一些，如，打井、建学校、扶贫等等，但是还没有成为一个机制性的东西，没有成为体制化的东西。这个事看着小，实际做起来能不能坚持，能不能成为长期性的东西，将来对我们整体推进“一带一路”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们当前企业的主体责任意识还是不强，不能说企业不注重自己的安全，但是总体来讲，还是安全意识不强。安全靠国家，国家是后盾，但是前方的安全是需要企业通盘考虑的，包括对当地的社情、民情、政情等等进行全方位的安全风险评估。现在有的企业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包括人员的个人风险防范没有训练，遇到情况了怎么走、怎么处置不知道。我国很多企业的安全做的还不扎实，整体的安全风险谋划不行。
“一带一路”出去以后可能面临着重大的风险，就是文化的冲突，简单地讲，沿线一带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伊斯兰国家，那么你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和当地会产生非常大的冲突。沿线一带的国家对中国人的印象是根深蒂固的，他们觉得我们冲击了其原生的宗教后是会有特别的反应的——因为这几年伊斯兰世界的变化很大，也很敏感。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会从局部引起一些战略性的反应，这点特别要注意。
来自NGO的这种阻力或者风险，西方国家、一些沿线国家、地区本地的NGO也好，说到根本，基本上是西方通过本地的NGO对我们的各种企业和项目进行干扰破坏，这是它的目的。他们真是“南霸天”，很有势力，因为他们和当地老百姓结合得很紧，而且有一套很成熟的手段，这种风险过去我们没有太重视，现在这个事情要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要对各个沿线国家做一个非常系统的评估。刚才郑刚老师说已经做了，我觉得这个课题要做得很细，可能要把所有的国家都跑遍。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做党派和部族，包括商业和媒体，非常复杂，各个派别，亲华、亲美的都有，这些人都想吃中国这块“肥肉”，一起来整我们，这个事情很可怕，我们在这个上面怎么能让大家扭转一点，至少别到时候全民向下，一看中国人来了，能拿走的都给你拿走，能给你毁掉的全毁掉。这样，“一带一路”没法干。中海油的一个同事说，在国内100块钱办成的事儿，在那儿500美元不一定能干成，就是不停的对当地官员进行大大小小的行贿，这种文化很麻烦。
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科技地缘安全观。我们的互联网出去了，我们的支付宝在欧洲已经推进了，已经可以支付了，现在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有优势的，我们不仅有这个技术领先的优势，也有价格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通过它建立一种新的安全纽带，这个很关键，尤其是互联网，在战略谋划的时候要重视。
比如过去支援非洲的时候，我们要卖成套设备，一维护就是二三十年，就建立了新的安全关系，我们现在要依托新的高科技，要有意识的把它未来的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包括整个国家的一些大的经济发展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捆绑起来，和我们同步。像蒙古和越南等周边国家请我们做发展规划，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这个能力做，这实际上把我们的战略和它对接起来，这个很好，将来要从科技上拴住它。
在“一带一路”过程中要注意大国之间利益的协调。现在我们公司出去以后，都想吃独食，这个项目自己就想拿下来，在当前太难了，要想吃独食而受到的阻力是极大的。泰国的高铁、印尼的铁路都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跟日本的商务参赞座谈的时候，两次都提到，咱们泰国的铁路能不能合作？标准也好，总要有交叉点吧，因为两家铁路用的标准不一样。我们走到哪儿，印度也是捣乱，日本也是这样。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更多的形成一个几家的多边的公司联合，在这种情况下，你干扰我，也就干扰了其自身，实际上通过此举我们增加了盟友，这个东西是要考虑的。
我国公司在做好线、面的过程中，能不能也扎实地做好点，选择一个示范区和点，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战略谋划、进一步细化的。中、蒙、俄也想做线路，但是各种方向走的不好，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哪些东西需要扎实的做成一个比较好的示范点，形成一个示范区效应以后，对其他区、点会有借鉴意义。虽然中亚、中东、南亚文化不同、国情不同，但是可以形成一些示范效应。
军事安全的四个需求
最后讲讲军事安全需求。首先，要把营造地区安全稳定新格局作为根本。我们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威慑，是体现整个地区稳定性的支柱，我们要结合亚太安全战略新的布局来谋划大格局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涉及到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些新的军事合作关系、能不能创新一些新的合作方式的问题。你的飞机要过境，如果能提前达成协议，我们是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不用费那么大周折直接进去的，军力也可以直接进去的，有的国家对于所有外国军队进入必须经过法律审批，非常严格。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想到。
其次，要把防范重大安全风险作为一个核心。军事力量是应急用的，当然也有其他常态化的任务，但是重大安全风险一是恐怖主义活动，特别是在IS可能面临全面崩溃的情况下，恐怖活动的威胁可能快速上升。二是有重大政局的动荡和战乱出现。三是别有用心的国家专门针对中国恶意制造矛盾和危机。我们要维持住稳定局面，要能够把“一带一路”推进下去，没有一个预防性措施不行。
第三，建立多样化的战略支点是基础。海外后勤保障基地谈了很多年才谈下来，将来外面没有一些支点，没有一些临时保障点，很难提高军事力量。所以，将来在安全合作的协议上要加大力度推进军事合作，靠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来推进。
最后，远程通车能力是一个保障。如果出事了，能不能快速过去？这是基本的要求，将来还要大力发展。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