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际形势在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变化是东西南北关系在加速变化，这个变化过去十年也发生了，但是现在在加速，原来都是西方、北方占主导地位，随着中国、印度的增长，现在南方、东方力量在上升，这样就导致了“一超多强”格局的下降。因为“一超多强”格局下降，所以世界出现了各种各样原来想不到的事，在经济学界叫“黑天鹅”现象，像美国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土耳其政变、菲律宾出现一个杀过人的总统，都有这个变化，变化最终的那个东西改变了——这是第一个变化。
金灿荣在国家全论坛上发言
第二个变化就是世界经济的动力是有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过去（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到2020年之后影响才过去）。各个国家都还在偷偷地印钞票。现在每一家经济市场都是吃火药。都有这个问题，大家都在吃火药，火药一停就完蛋，这是实际情况。还有就是，上一轮推动世界迅速增长的IT革命，其实它的基本动力已经有了，现在大家用IT技术把它变现，像咱们国家这几年做的比美国好，美国人在创造IT原理，但是咱们国家像“共享单车”等等，我们变现做的比美国人好，这使美国人很生气：美国人创造了原理，我们把它变现了。但是总体来讲，现在世界经济的动力比90年代差，在未来十年不会再有90年代那种发展速度，所以，基本上世界经济比较弱。比较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对这个预期不好的，预期不好以后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原来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美国、欧洲都换了一个旗帜，叫“公平贸易”。他不跟你玩“自由贸易”，它自由不过你——“自由贸易”现在在贸易场上玩不过中国，所以它换了旗帜，叫“公平贸易”。所以，这是世界经济的动力不足，未来预期不好，于是，世界经济摩擦会增加，因为现在有一个说法叫“逆全球化”，这个可能到不了，但全球化会放慢。
第三个变化就是过去十年积累的很多新现象在政策中发挥出来，一个就是网络，网络在政治上的作用；还有就是极端主义。因为现在各地的发展不均衡，加上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和极端灾难的出现，这就是新挑战。一个是东西南北关系力量的变化，另一个是世界经济新挑战的出现，加上第三个变化——这就是当今世界乱象丛生背后的三个原因。
三个变化导致世界出现四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国关系未来十年比过去十年还要糟糕，很显然中美以后的矛盾是上升的，尽管主观上想搞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想把合作面搞大一点，把竞争控制住，主观愿望是这样，客观上矛盾还是上升的，而且随着中国力量越靠近美国，美国就越强大，因为我本人就是研究美国的，80年代到现在30多年了，美国这些年态度变化很大，尤其是对我们中国，美国原来特自信，不把我国放在眼里，现在真的挺重视我国了。美国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跟它打交道没有以前好打交道，以前它自信的时候会很好打交道，现在变得斤斤计较，我的意思是美国进入更年期了，这是一个。另外像俄美，包括俄欧关系会不会有影响，它们之间差距也在加大，大国关系里面估计以后比较稳定的是俄美，日美应该是两兄弟差不多，他们会比较靠近。那么印度和日本、美国很靠近，但是中印、中日、中美，还有俄美，欧美都会有，但是大国关系总体评价应该是比过去十年差。
第二个未来的问题就是中东地区的动荡一定是加剧的。第一个就是两个宗教派别，什叶派和逊尼派斗得很厉害，比以前要厉害。随着伊朗上来，逊尼派不安全了，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会做很多很奇怪的举动，比如说最近跟卡塔尔突然断交，就很奇怪，从外交角度讲是不合理的。那么，土耳其随着埃尔多安的权利巩固，他要玩那个叫新奥斯曼主义，会参与很多事儿。伊朗野心勃勃，还有库尔德人，他们寻求独立的愿望一定是很强的。我推算未来中东地区的动荡程度是上升的。欧洲未来十年肯定是很麻烦的，难民会继续往那里跑，它内部的右翼稳步的扩大社会支持，虽然最近右翼势头会遏制住，但是未来我看只要暴恐、难民、经济衰败这种社会现象还在，那么其右翼还会巩固扩大他们的社会基础，所以欧洲我倾向于以后比现在要麻烦得多。
第三个问题是全球秩序会变得混乱，就是未来的全球问题会增加，随着气候变化、网络出现，还有经济的动力不足等等，未来的全球问题会增加，因此全球治理的需求会上升。但是由于大国合作搞不好，由于大国合作比以前差，特别是欧美、西方国家相对衰落，他们提供国际领导的意愿是下降的，所以全球问题在严重化，全球治理的需求在上升，可是全球治理的供给要下降，于是有一个问题叫全球治理，很多全球问题大家会推卸责任而不管。
第四个问题就是价值观冲突的问题。未来十年会非常尖锐，克林顿预言的文明冲突会更加明显，这个文明冲突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内部、一个外部。内部会发生在欧洲，欧洲内部的伊斯兰和西方的冲突会上升；外部就是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穆斯林世界的冲突会加深。另外，很有可能由于印度变得比较强大和自信，印度也在往上走。像穆迪就是印度教徒，他那时候就发生过印度教徒屠杀伊斯兰教徒，有人说杀了两万多人。所以，有一段时间，美国不许穆迪到美国去，不给他签证，认为他是躲在后面的，因为那个地方发生了大屠杀。他们应该向政府求助，政府假装讨论，它不说不出兵，它等人杀完了，兵就到了。所以西方当时认为穆迪是躲在屠杀事件后面的。那么，随着印度比以前自信，印度教民族主义上升，它与穆斯林的关系会恶化，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的第四个问题，我们面临的冲突会更加现实。
现在谈谈对中国外交的体会。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确实有变化，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外交有新的定位：我国自我定位是世界大国。中国政府原来给自己的定位，是地区大国，一般都说是东亚地区大国，但是2014年11月28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提了一个要求，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这一天开始自我定位就变了，变成了世界大国，这是很重要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风格变了，原来外交的风格是比较保守的，保守在实践当中的体现是永远等别人提倡议，我们来回应，所以以前我们的外交叫“反应式外交”。但是这几年大家应该有一个感觉，我们的外交风格完全变了，按照外交部的说法就是积极进取的外交，当然美国人把它叫做“咄咄逼人的外交”。我们现在老提倡议，美国朋友现在说习主席在说服美国方面没有成功，在把美国人搞糊涂方面已经成功了，这个倡议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多到我们研究都跟不上。
第二个变化是整个外交风格变了，非常进取了，好坏我们不知道，但是变了是事实。所以这是两个变化，一个定位变了，变得更大，风格是从保守到积极进取。
第三个是提出了很好的目标。特别引人注目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第一点还是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开放型世界经济，全球伙伴网络等等。再下面一点的理念就是新型大国关系，还有周边外交，义利兼顾的发展中国家外交，大概有这么三层次。命运共同体是最高的，然后后面合作双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还有全球伙伴那个是第二个层次，包括新型大国，这些放在第三层次。所以提了很多理念，能不能实现不知道，但是我们提出来了，这个可以去探讨。
还有就是新的任务，首先它是继承了很多老的任务，像搞好大国关系，然后积极经营周边，抓住支点国家，然后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这都是老的。新的呢，现在特别强调保护海外利益，这是比较新的，像中国海外利益确实进步很大。
另外就是整体走出去了，现在中国人常驻外面1000多万，我们现在是世界上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中国在外面求学的孩子有300万，外出的工人有500万，还有个体户长期在外面经商。像迪拜一个城市有30万中国商人，非洲这个地方常驻的中国商人在100到150万之间，所以在外面经商、做工程、学习的中国公民1000多万。
另外就是游客，我们去年出境游1.26亿人，把美国甩在后面了，现在大家出去玩很多地方景点一半都是中国人，而且中国人把作风带到国外去了。这是现实，就是我们人财物走出去了，因此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要保护，怎么保护是我们要探讨的，但是要保护这个任务在那儿。
另外就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要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还有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总之我的理解就是原来讲的大国周边发展中国际组织的四大任务还在，就是增加了几个任务，海外利益保护，一带一路，全球治理，提升了力量。
最后一个就是新的策略，咱们新的策略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软硬两手，硬的这边有所增加，总体还是比别的大国软，但是硬的这方面明显强化一些。以前毛主席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后来好像有那么几十年人，是人不犯我、我肯定不犯人，人犯了我我还是不犯人，对不对？现在中国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现在硬的这块强一点，所谓的底线思维大概就是指的这个，就是软硬交织的策略。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战略是两步走，一方面在美国现行体系内增加我们的发言权，比如说联合国，世界银行，增加我们的份额。还有一个就是在美国体系外搞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像一带一路就是这样，还有金砖银行、亚信会议，就是两条腿走路，这应该是个新战略，软硬兼备和两条腿走路我认为是新的。
这五个方面，新的定位、新的风格、新的目标、新的政策、新的策略，这五个方面是我的体会，不一定正确。而且我是个学者我下一点小评，就是这种变化坦率讲对国家利益是好是坏我现在其实是没有把握的，我只能说它变了，然后会带来影响。我们现在可能任务就是研究它的改变，包括什么程度，它会有什么反弹，如何趋利避害，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