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外部大国之间的互动塑造着东南亚地区秩序，影响该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大国对立强化或削弱东南亚国家作用的传统观点不同，作者认为，大国间安全竞争对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的影响会在“ 有利” 和“ 不利” 之间相互转化。战略空间是这一影响机制中的核心要素。大国竞争的加剧对战略空间大小的影响不仅是逐步实现的，而且会产生差异化的结果。当大国在特定地区和议题上进入包容性竞争时，相关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空间将变得充裕，大国平衡战略更有可能成为它们的选择。而包容性竞争加剧后，大国在原有议题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竞争覆盖比以往更大的地理范围和更多的议题领域。与原有议题相关或处在核心地区的国家的战略空间将被挤压。而包容性竞争拓展到的新地区和议题将使之前未参与大国竞争的国家开始成为被争取的对象，拥有比从前更大的战略空间。一旦大国竞争向全面对抗或战争过渡，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空间将被显着压缩，“ 选边站” 的压力将会大幅增加。
引 言
随着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复杂化，越来越多的安全议题涉及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战略联动。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关注大国在中小国家战略选择中的作用，尤其是中美竞争对地区典型的中小国家群体——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的影响。历史表明，地区大国安全竞争对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的塑造作用体现在其争取民族独立、抵抗外来侵略、推动国家发展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等各个阶段之中。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安全上采取了越来越明显的大国平衡战略。而这一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在地区没有陷入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
然而，大国平衡战略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在冷战期间的东南亚，美苏在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没有给所有国家都造成强大的“选边”压力。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就曾在这一时期采取过同时与美苏进行安全接触的战略。印尼在冷战期间客观上具备了不采取追随战略的空间，即在不加入西方集团也不倒向苏联阵营的条件下并未遭受重大安全损失。同样，缅甸作为美国盟友泰国和苏联战略伙伴印度之间的缓冲国，其不结盟、中立的对外安全战略也得以维持，并未受到来自美国或苏联的强大压力。不仅如此，印尼和缅甸还利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大的话语权向国际社会提出了自身对地区秩序的构想，尤其是发起并积极倡导了得到亚非拉国家广泛支持的不结盟运动。
从上述经验现象中不难观察到，无论大国安全竞争强度是高还是低，地区都有可能出现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的中小国家。换言之，似乎不能简单地将大国竞争对中小国家战略选择的影响概括为大国竞争强度大会必然促使中小国家“选边站”，阻碍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反之，如果大国竞争强度小，中小国家采取追随战略的压力、彼此间战略分化或地区机制边缘化的可能性也未必会减小。那么地区大国的安全态势在塑造东南亚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为什么即使在冷战式的大国安全竞争的环境下，仍然存在一部分与美苏两国同时进行安全接触的东南亚国家，比如上文提到的印尼和缅甸，而在当前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兼具竞争与合作的地区环境下，也一度出现一些放弃大国平衡战略的国家，比如菲律宾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５年间的对外战略就明显偏离同时与两个大国进行安全接触的轨道？
既有关于大国对中小国家战略的影响大多集中在政策互动的层面涉及前者的安全互动与后者战略选择的研究也存在过于简化两者之间影响机制的问题。事实上，大国安全竞争的程度和方式不仅能够改变中小国家整体的安全战略趋势，对塑造各国对外战略之间的差异和特定国家战略的演变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厘清大国安全竞争对中小国家战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梳理和评述既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引入“战略空间”的概念，重点分析以议题领域定义的大国竞争与东南亚国家选择平衡战略的可行性之间的逻辑关系。第四部分根据既有的概念和理论机制，讨论冷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的两次变化和三个阶段，尤其是大国竞争在东南亚国家大国平衡战略的产生、演变和结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既有研究评述
由于实力地位的制约中小国家通常是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承受者，而不是塑造者。大国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大国实力排序的变化以及大国互动模式对地区秩序的塑造都会直接影响中小国家的战略利益诉求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不仅如此，对中小国家而言，大国国内状况的变化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外溢效应。比如，大国的领导人换届、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或减缓、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甚至地方政策的调整等都会不可避免地给周边中小国家带来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正如布兰特利·沃马克所言，小国在与大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中更加脆弱，这种脆弱性体现在双边关系中的方方面面。由于大国对中小国家战略选择的影响多种多样因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汗牛充栋。为了有针对性地解答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本部分将重点梳理讨论大国安全互动对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影响机制的着述。
（一）大国安全竞争加剧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分歧
陆伯彬的研究认为中美安全竞争加上东南亚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差异化的战略行为。具体而言，中南半岛上的东南亚国家由于与中国接壤，历史、政治和文化的渊源深厚，这些国家更倾向于追随中国；相比之下，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等地处海洋的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则包含更多的制衡成分。他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是，中国对东南亚大陆有天然的影响力，而美国是亚太地区的海洋霸权，但两国都不会使用武力介入另一国的势力范围。由此，陆伯彬认为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会分化为分别追随美国和中国的两个集团。香农·托基本认同陆伯彬对东南亚国家战略分化趋势的判断，并在其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特别是增加了中小国家对外战略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即对自身独立性的追求。她指出，陆伯彬的观点过于简化了小国的行为，但是肯定了陆伯彬对东南亚战略分化版图的描绘。
还有观点认为，中小国家的战略分化并不源自地理位置，而是一种基于议题领域的分歧，大国介入加深了东南亚国家之间原本就存在的对华政策分化。美国和日本等国利用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特别是南海问题的担心，扩大在地区的安全存在。比如，日本向菲律宾和越南提供海上执法船，美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开展联合训练、演习等。而对另一部分成员国来说，南海问题不是其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障碍，那么这些国家战略上靠近中国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东南亚地区是东亚整体安全的一部分。２０１６年以前，中国改善与韩国的关系以孤立日本，防止形成美日韩同盟。从长期来看，韩国不可避免地要在中美之间选边，到底是做谁的朋友。而日本为应对中国崛起也需要伙伴，在韩国、澳大利亚都更倾向于中国的情况下，日本会加强对菲律宾、越南的支持。
除了判断国家间出现战略分化之外，有不少着述指出，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为核心的地区机制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呈现边缘化态势。唐小松等人认为，中美都会根据各自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选择性地发展和加强与各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而不会将地区战略的重点放在与东盟的交往上 大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视对东盟一体化起到了负面作用。美国如果为了恢复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向东南亚国家施加压力，那么大国平衡战略就会因为中美战略平衡被打破而最终破产。与此相类似，保罗·博尔特在讨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时强调，维持现状是后者平衡战略得以延续的关键，而最有可能对地区现状构成冲击的是中国使用武力和美国对中国地区战略的过度反应。
大国对东盟的限制还体现在行动能力方面，特别是东盟塑造地区秩序的能力也受到大国竞争的制约。如果缺乏中美的认同和支持，东盟难以达成对地区国家有约束力的协议。然而，中美两国对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机制体系却有着不同的偏好。中国倾向于没有美国参与的“１０＋３”；而美国更热心于东亚峰会，因为东亚峰会包含了更多的美国盟友和伙伴。简言之尽管东盟名义上在地区秩序的制度化上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大国对相对利益的关注和利益目标的分歧影响着多边谈判和合作的效力。这也与地区是否是强国的利益关注点有关。有观点认为，如果两个大国同时追求扩张性目标或保守性目标，那么机制发挥的作用就会相对有限；如果一方追求扩张性目标而另一方追求保守性目标，机制就有可能发挥作用。
（二）大国安全竞争可以促进东南亚国家的战略一致性
尽管大多数研究都倾向于认为大国竞争加剧了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分化并且促使东盟的效力和地位有所下降，但也有少数研究强调大国竞争对东南亚国家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国竞相为各国提供了政治、安全和经济上的战略利益，二是大国竞争对共同身份的形成和对外战略一致性发挥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
史田一指出，除了加剧“选边站”的压力和削弱地区机制的作用之外，大国在争取各国战略支持的过程中会竞相为后者提供各种形式的利益。由此，大国安全竞争既为东盟国家提供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其中，机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处在竞争中的大国会争相为地区中小国家提供战略红利，尤其是公共产品；二是由于大国之间的关系较为疏远，中小国家同时发展与两个大国的关系有更大的余地。庄子智誉（Ｔｏ?ｍｏｔａｋａＳｈｏｊｉ）的研究也提供了类似的判断。他指出，出于对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拓展的担心，日本发展对东盟的关系紧跟中国的步伐。换言之，中国对东盟的政策是主动性的，而日本却是反应性的。在中国２００３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两个月后，日本主办了日本—东盟纪念峰会，表示要建立双方的特殊关系。２００４年７月，日本正式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还有学者认为，大国竞争为东南亚国家带来的不只是政治、安全上的好处，还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地区主导地位。约翰·乔尔乔里（ＪｏｈｎＣｉｏｒｃｉａｒｉ）指出，尽管美国、日本和欧盟与东南亚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并不是为了削弱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但是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国在这一地区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无疑激发了其他大国（或地区）来此贸易的渴望。日本与东盟的贸易关系也受到中日战略竞争的影响。例如在中国与东盟２００１年建立自由贸易区（ＦＴＡ）之后，日本决定不再坚持原有的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框架内商讨日本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方针改为直接与东盟建立全面经济伙伴。此外，东盟的主导地位也受益于大国的良性竞争，大国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东盟作为地区关系网络中心的角色。
凯瑟琳·琼斯指出，大国竞争对东盟未必是坏事，而目前多数讨论大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研究都忽视了大国扮演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大国的存在和大国间的竞争促进了东盟的共同体化和制度化。她认为东盟的形成并不是出于共同文化或历史经历，而是对地区安全状况共同的恐惧。冷战后，东盟合力应对中国崛起、平衡美国并促使大国认同东盟的框架。换言之，无论是从自由贸易还是在地区安全角色看，与域外大国交往都催生了更紧密的地区一体化。这正是大国在与东盟交往中的“他者化（ｏｔｈｅｒｉｎｇ）”效应的体现。这一效应促进了东盟身份认同的形成，让东盟国家更容易看到彼此间共同的价值、思想和偏好。例如，２０１２年中国和柬埔寨阻止南海问题多边化的立场反而促进了东盟的团结。而且，尽管２０１６年老挝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关于南海问题的谈判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现在东盟的共识比２０１２年柬埔寨和２０１４年缅甸担任主席国期间更强。
现有研究成果指出了大国竞争对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战略的共同趋势，特别是认识到大国在东南亚国家战略环境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阐述大国竞争加剧会增加东南亚国家战略分歧，不利于地区一体化和地区机制发挥作用的研究数量更多。与此同时，讨论大国竞争积极作用的研究也得到了一部分事实和理论逻辑的支持。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大国竞争的影响简单地归纳为“有利”或“不利”，即使是认为两种影响共存的研究也没有就二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展开讨论。第二大多数研究都强调大国竞争对东南亚国家战略选择的整体性影响，几乎没有解释除制衡与追随战略分化之外的战略差异，包括国家间的横向差异和一国在不同时期的纵向差异。因此，总体来看，尽管既有研究对我们理解大国竞争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极为重要，现有的成果仍然存在过于简化这一影响机制的不足。
国家采取某一战略行为的原因必然包括动机和可行性两个方面。大国之间的安全互动关系通过塑造地区秩序设定了中小国家所处的战略环境。这一战略环境对东南亚国家的约束集中体现在它们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的可行性，即战略空间。本文下一部分讨论大国安全竞争对东南亚国家战略空间大小的影响机制也将重点从战略环境的可行性入手，具体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战略空间的含义是什么？不同类型的大国竞争对东南亚国家战略空间的大小以及大国平衡战略实施可行性的影响是什么？大国竞争态势的变化又会使这一影响机制发生怎样的演变？
大国包容性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空间
由于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冷战期间就采取了大国平衡战略，根据大国平衡战略这一被解释对象出现的时间，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将不仅局限于冷战后或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而是将冷战时期也纳入研究中。我们知道，东南亚地区自１７世纪开始逐渐被西方列强纳入殖民版图，此后大国安全竞争一直左右着地区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南亚国家普遍恢复了主权或获得了民族独立。大国安全竞争对地区秩序塑造的方式也因此发生转变，从直接介入转为主要通过影响各国对外战略的方式间接地发挥主导作用。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今大国安全竞争对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的限制性和引导性作用，本文的考察将集中在主权国家时期，不包括殖民时期通过直接占领或者武力威胁的方式导致的国家对外战略转变。
（一）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空间
大国安全竞争对中小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后者拥有的对外政策选项的多寡上。由于实力相对弱小，东南亚国家在与大国交往时会展现出多数中小国家的特点即在依赖性与自主性之间的两难。这种两难的具体表现是中小国家一方面需要大国提供某种安全保护或支持，另一方面又担心依赖会损害自主性（或以自主性为基础的政权合法性）为了应对国内外安全压力可能发生的变化，东南亚国家普遍希望能掌控依赖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平衡关系，以便保留根据国内政治需要、外部安全威胁等进行政策调整的余地。换言之，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意味着中小国家更有可能根据依赖性与自主性的舒适平衡选择在大国之间的位置。本文将地区安全秩序给中小国家提供的体系层面的政策灵活性定义为战略空间。
具体来说，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空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们不必在大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被迫“选边站”的巨大压力表明，中小国家在内政外交上拥有基本的自主性。这是战略空间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层次。此外，拥有这一战略空间意味着东南亚国家能够同时与多个邻近大国进行一般性安全合作。换言之，对这些国家而言，与一个大国进行安全接触并不必然会以与另一个大国的安全合作为代价。例如，在２１世纪的第一个１０年里，菲律宾基本可以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疏远、维持或拉近与中国的安全关系，对此美国并未向其施加改变政策的压力。再如，九一一事件后，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积极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也并未直接损害这些国家与中国开展安全合作。需要指出的是，中小国家允许大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大规模增加驻军和与大国缔结新的军事同盟等不属于一般性安全合作的范畴。没有在安全上“选边”的巨大压力是东南亚国家实施大国平衡战略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战略空间。
第二，战略空间还意味着中小国家手中握有与大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战略空间大表明前者在与后者的交往中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可能谋求到更多的切实利益，比如军事和经济援助、在谈判中的让步以及国际声援等。这是战略空间的第二个层次。例如，缅甸、新加坡和印尼等都在大国竞争的地区体系中有着类似的战略空间。由于中印都希望与缅甸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参与开发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缅甸在与中印谈判的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新加坡也曾利用这一能力向美国打“中国牌”，希望美国不要将全部精力投入反恐战争中，加强对中国崛起以及东亚秩序变化的重视。新加坡前驻美大使许通美（ＴｏｍｍｙＫｏｈ）曾在小布什政府后期表示，“新任的美国总统应该认识到东南亚国家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很多伙伴”。近期，中国和日本高速铁路建设项目的竞争也使得印尼以相当小的成本获得了高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小国家从大国“包容性竞争”中“坐收渔利”的前提是其自主性能够得到保障。换言之，战略空间的第二个层次是以第一个层次为基础的。
第三，对东南亚国家来说，战略空间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对重大议题和地区秩序的塑造能力。这一点尤其表现为，中小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拥有较高的国际地位、关注度和话语权，对一体化进程具有较强的推动甚至是主导的能力。在拥有这一层次战略空间的情况下，东南亚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战略偏好提出地区秩序走向的构想和憧憬，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建立自贸区、地区机制和倡导国际运动等加以实施，甚至能够得到大国的充分尊重和实质性支持。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在推动东亚合作机制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就是典型的例证。东盟“１０＋３”、东亚峰会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机制不断涌现，体现了东南亚国家在地区一体化中的“领头羊”地位。
战略空间是地区秩序对中小国家战略选择影响机制中的核心要素一般而言，上述战略空间的三个层次是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形式的大国安全互动定义的地区秩序之下，东南亚国家战略空间的大小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在缺乏大国安全竞争的地区，它们一般没有“选边站”的安全压力，具备第一个层次的战略空间。然而，由于对大国的战略价值较为有限，东南亚国家在与大国的谈判或交易中往往不会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与此同时大国也缺乏支持东南亚国家实践地区秩序设想的动机。而在大国安全竞争表现为军事对抗的极端情况下，多数东南亚国家不得不为了生存或安全加强对大国的依赖，放弃战略上的自主性。换言之，在对抗性大国竞争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中小国家甚至不具备第一个层次的战略空间。
那么在何种情况下中小国家可以同时拥有三个层次的战略空间，即享有最大程度的对外政策灵活性呢？一个特定地区中小国家总体的战略空间取决于地区秩序中的体系性限制因素的大小。在一个能够提供相对充裕战略空间的地区，大国之间的安全互动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存在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且安全竞争的强度尚未达到全面对抗的程度。本文将这一安全竞争的方式定义为“包容性竞争”。
（二）大国包容性竞争
包容性竞争可以简单理解为大国竞争尚未达到对抗性竞争的一种中间状态。在邻近大国展开包容性竞争的时期，中小国家的战略空间将更加充裕，其可供选择的战略选项也会有所增加，实行平衡战略的可能性更大。加之邻近大国会更重视中小国家的战略意义，后者的地区影响力也会随之提升。与处在对抗性竞争的大国不同的是，包容性竞争中的大国不会以直接控制中小国家的领土或政府的方式赢得战略支持，而往往会通过军事援助、在敏感议题上做出妥协或提供经济贸易优惠条件等方式争取中小国家的拥护。
本文讨论的大国安全竞争是指大国之间存在结构性安全矛盾。结构性矛盾是主要大国由于在国际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和各自主要利益对立而产生的矛盾。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国家间的利益矛盾，结构性矛盾是大国围绕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排序而产生的竞争。历史经验表明，大国之间具有结构性安全矛盾并不意味着它们彼此间的安全关系总是表现为对抗性的状态（如冷战式的对抗或战争），而是也可能呈现出包容性竞争的特点。在大国包容性竞争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下，中小国家将最有可能拥有三个层次的战略空间。
处于包容性竞争中的大国之间不但能够实现和平共处，而且可以避免不挑战彼此的安全利益底线，保持安全接触和特定议题上的安全合作，容忍对方与其他国家深化一般性的安全合作，而不会采取针锋相对的对抗措施。面对双方安全利益的冲突，此时的大国更倾向于缓解而非加剧彼此的对立，积极寻求通过接触和对话协调彼此的安全利益，而不会等到可能触发全面战争时才采取预防性措施。具体而言，大国包容性竞争呈现出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大国包容性竞争时期不会出现大国安全保护体系之间的对抗。换言之，在处于结构性矛盾中的大国中，至少有一个大国没有建立稳定的安全保护体系或者不支持被保护国奉行扩张性（或挑衅性）的对外政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ＭｉｋｈａｉｌＧｏｒｂａｃｈｅｖ）执政后，美苏的对抗性竞争逐步展现出一些包容性竞争的特点，突出表现是苏联逐步放弃了对安全保护体系内国家的军事和战略支持，比如苏联不再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从阿富汗战场撤军、大幅减少了对古巴的各项援助。同样，在中美结构性安全矛盾显现之后，中国并未选择结盟的方式与美国及其安全保护体系展开竞争，从而使得中美之间的竞争呈现出典型的包容性特征。不仅如此，中国还鼓励与自身安全关系紧密的朝鲜、缅甸等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适应大国包容性竞争的地区安全环境。例如，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中国积极劝说朝鲜持续地参与六方会谈。在对缅政策上，中国曾支持有改革思想、亲近东盟的领导人钦纽（ＫｈｉｎＮｙｕｎｔ），以期推动缅甸按照２００３年颁布的“民主路线图”开启政治转型的进程。
第二，处在包容性竞争中的大国不会建立边界明确、相互排斥的势力范围。具体来说，在特定地区具有较大安全影响力的Ａ大国不会排斥地区中小国家与Ｂ大国发展一般性安全关系。与此同时，Ｂ大国总体上也会尊重Ａ大国的安全缓冲区，谨慎介入或涉足Ａ大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区，不会施加直接的安全压力，主动弱化彼此间安全两难的程度。例如，冷战后在不干涉美国与柬埔寨和老挝等国进行安全接触的同时，中国还与泰国、菲律宾等开展了一些积极的安全合作。与此同时，在与中南半岛国家发展安全关系时，美国也采取了低调的渐进式策略。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由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俄罗斯安全缓冲区的蚕食，特别是２００８年格鲁吉亚战争导致了美俄安全竞争中的包容性下降，对抗性明显增强。２０１４年的克里米亚危机更是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安全竞争的对抗性特征。
第三，包容性竞争不会引发经济和思想领域的战略性对抗。换言之，包容性竞争下的大国不会以经济封锁、隔绝和意识形态对立作为强化各自安全竞争能力的战略工具。冷战结束后，中国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政策，同时积极融入地区和国际体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尽管台海危机使中美关系经历了挫折并引发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但最终美国还是确立了以“接触”为主的对华战略。时任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曾就此公开表示，“我们强烈支持中国发展为一个安全的、开放的和成功的，能作为一个世界领导者的大国”。２００５年９月，时任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也指出，中国加入了大多数国际机制，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员，同时也是国际体系的受益者。概而言之，１９９７年之后中美之间虽然出现了结构性安全矛盾，但没有引发经济封锁和意识形态对立，安全竞争的包容性特征非常突出。
在中美包容性安全竞争背景下，东南亚国家最有可能拥有三个层次的战略空间。然而，这一影响机制并不足以解释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战略选择的变化和差异。由于多数研究认为，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总体上采取了一种大国平衡战略，下面本文将以大国平衡战略为切入点，以大国包容性竞争程度和范围的变化来解释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演变。具体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有的国家采取了典型的大国平衡战略，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其二，一些原本坚持大国平衡战略的国家在什么情况下会放弃这一战略？
（三）大国包容性竞争的演变与东南亚国家战略空间的变化
大国包容性竞争对地区中小国家战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在各个时间段，对不同国家会产生差异化的效果。这种差异化效果是竞争程度和范围的变化导致的。大国进入包容性竞争的方式可以从缺乏大国竞争的状态过渡而来，也有可能是对抗性竞争缓和之后的结果。然而，无论从哪个方向的转变这一影响都要经历一个从开始到持续再到深化的过程。
当大国安全互动开始显现出包容性竞争的特点时，一部分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空间开始拓展，其中可能会出现同时拥有三个层次的战略空间，即拥有大国平衡战略空间的国家。最先利用这一充裕的战略空间实施平衡战略的国家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在重要安全议题上与大国矛盾突出的国家。对于这类国家而言，大国包容性竞争的形成意味着其可以通过与一个大国的安全合作，有效地约束与其矛盾突出的另一个大国。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前者战略投入的减少或关注点的转移，此类国家往往也会与后者保持密切的安全接触，防止彼此间的安全矛盾失控使其遭遇不可承受的损失。
第二类率先充分利用宽松战略空间的国家是地区中等国家。中等国家具备一定的实力基础且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推动国际社会发展。它们的实力较之小国更胜一筹，安全利益的范围和地区的综合影响力也比小国更大，因此是大国地区战略关注的重点。由于中等国家在大国包容性竞争开始之际往往会首先成为大国争取的目标，其更可能将战略空间拓展至第二、第三层次。中等国家一般也会较早感知到体系性信号并顺应大国安全竞争关系的利好变化，以尽可能地在依赖性与自主性之间靠近舒适平衡点。
由于大国在包容性竞争的初始阶段将主要关注重要安全议题和中等国家，对于既非与重要安全议题相关也非中等国家的国家而言，其原有战略空间的大小在这一时期一般不会发生显着改变，拥有第二、第三层次战略空间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无论此时的包容性竞争是从对抗性竞争还是从缺乏大国竞争的状态转化而来，这部分中小国家在这一时期完全改变此前追随战略的可行性不大。换言之，大国包容性竞争在初始阶段对不同类型的中小国家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这是包容性竞争对地区国家产生的空间维度的差异，图１展示了这一逻辑。其中，Ａ类国家是指与重要议题相关的国家或中等国家，Ｂ类国家则是与次要议题相关的国家或边缘、弱小的国家。
随着包容性竞争的持续和深入，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可能会出现两种变化：一是涉及的议题领域有所增加，二是在原有议题领域的竞争强度增大。一旦大国包容性竞争拓展到新的议题领域，那么除了Ａ类国家之外，更多与大国无安全矛盾的、相对边缘或弱小的Ｂ类国家也会逐渐成为大国竞相争取的目标。这部分国家原本并不是博弈的焦点，大国包容性竞争的加剧意味着它们战略空间的扩大。在感知到大国竞争涉及更多的议题领域之后，Ｂ类国家将充分利用日渐充裕的战略空间，向典型的对大国战略平衡类型国家过渡。换言之此时Ｂ类国家的战略选择将与Ａ趋同。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加强了对中南半岛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渗透中美在这一地区的包容性安全竞争开始明朗化。缅甸、柬埔寨和老挝拥有了比以往更宽松的战略空间，三国对外政策中追随中国的成分相对减少，大国平衡的战略倾向趋于明显。
大国包容性竞争加剧除了表现为新的议题领域被包括进来之外，还意味着在原有议题领域的竞争强度加剧。大国不再仅通过援助、经济优惠和谈判中的妥协等争取，还会采取带有强制性色彩的措施，如威胁或实施制裁、惩罚等限制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特别是与另一大国强化安全关系的行为。对于Ａ类国家来说，此时维持平衡战略的难度有所增加，同时放弃平衡战略或增加其中追随（或制衡）成分的压力增大。与一个大国存在显着安全矛盾同时又能得到另一大国安全承诺的国家最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转向追随（或制衡）。菲律宾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５年的安全战略变化反映了这一趋势。越南尽管在２０１０年后依然在各大国之间保持平衡，但是其平衡战略增加了更多制约中国的成分。如果大国包容性竞争中的对抗性成分继续增加，Ａ类国家的战略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最终不得不陷入“选边站”的两难境地。一旦多数中小国家不得不“选边站”，就表明大国包容性竞争的终结和对抗性竞争的开始。图２显示了大国包容性竞争加剧后不同类型国家战略空间的变化。
当然，即使在对抗性安全竞争的情况下，大国也并不一定时时刻刻或在所有领域激烈对抗。在非核心地区会存在部分中小国家拥有较为充裕的战略空间。例如，冷战期间，美苏尽管在越南等多国展开了激烈竞争，但是对处在东亚地区边缘的印尼来说，美苏对抗并没有对其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它客观上具备“不选边”的战略空间。不仅如此，印尼还曾试图通过拉近与一国的关系抬高对另一国的要价。例如，苏加诺（ＢｕｎｇＳｕｋａｒｎｏ）在获得了苏联关于武器采购和贷款方面的承诺后，以此刺激美国希望其降低援助条件并且向印尼军队提供武器这种“坐收渔利”的行为表明印尼在这一时期拥有第二个层次的战略空间。而对于处在美苏对抗性安全竞争核心区域的西欧国家来说，基本不存在上述战略选项。
两极结构对印尼安全战略的压力弱于多数地区国家还体现在印尼能够响亮地表达出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构想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印尼主办了首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即万隆会议。此后，印尼还与埃及、南斯拉夫和印度等共同倡导了不结盟运动。这些举措表明印尼的观点在一部分想要在两大集团之间谋求建立中间地带的亚非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正是由于具备三个层次的战略空间，印尼国内政治局势变动对其对外战略选择，包括印尼对华关系的影响凸显了出来。这也是造成冷战期间中国与印尼外交关系大起大落的体系层次的原因。
中美包容性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战略
在冷战结束之初的东亚，美苏对抗性竞争已经消失而新的大国安全竞争尚未形成。中国的实力地位尚未发生显着变化。由于大国间不存在围绕地区主导权的结构性矛盾，冷战结束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东南亚地区没有出现大国安全竞争。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包容性竞争关系逐渐明朗，东南亚地区一部分中小国家的战略空间开始发生变化。本文这一部分考察在中美包容性竞争的大背景下，随着两国竞争程度的提高，即传统安全议题上对抗性加剧以及竞争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东南亚国家在安全上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的空间所发生的变化。具体来说，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包容性竞争加剧后，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呈现相应变化，其影响机制如图２。
（一）中美进入包容性竞争与东南亚国家大国平衡战略的出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崛起速度加快，中美两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加速缩小。在众多具备挑战潜力的地区大国之中，中国被视为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竞争者的崛起国。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地区影响力仅次于美国的大国，以此为开端，中国的地区战略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中国积极融入东亚合作、拓展战略利益，成为东亚国家关系的全面参与者。中国实力地位迅速上升的态势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构成冲击，两国的结构性安全矛盾在２０世纪末逐渐显现。
此后，中国与美国在地区重大安全议题上，比如核不扩散、台湾问题和海洋权益等方面，基本保持了包容性的竞争关系。其中，南海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之间的重要安全议题。１９９２年中国颁布的《领海及毗连区法》和１９９５年的美济礁事件都引发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波动。美济礁事件甚至招致美国的关注。２００１年的撞机事件进一步表明，南海领海、领空不仅是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争议问题，也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焦点之一。两国在这一议题领域的竞争关系由于中国的战略克制呈现出明显的包容性特征。
与南海争议直接相关的越南和菲律宾是最早采取大国平衡的国家 越南在２１世纪初开始与美国进行高层安全接触。２００３年，越南领导集团在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到西方和平演变的威胁在降低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关系并不一定会损害国家的自主权。由此，越南开始积极主动地加强与美国的关系。２００３年也成为越南开始全面推进与美国关系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越南防长范文茶和越南副总理武宽等人相继访问美国。
２００５年６月，越南总理潘文凯访美，成为越战结束以来第一个访美的越南国家领导人。访问期间，美越签署了关于越南加入“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组织（ＩＭＥＴ）”以及美国向越南出售非致命性武器的协定。由此，美越安全合作开始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不再仅停留在象征性的合作层面。与此同时，越南也在稳步推进与中国的安全接触。２００５年４月，中越共同主持了首次中越防务安全磋商，标志着两国正式建立了机制化的安全对话渠道。与此同时，在务实安全合作方面中越关系也在２００５年前后达到了高潮。２００５年３月，中越菲三国国有石油公司共同签署了《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该协议是由中国和菲律宾发起的，越南随后表态愿意加入。同年１０月，中国与越南签署了《北部湾联合巡逻协议》。２００６年，两国海军在北部湾举行了首次联合巡逻。
与中国争议矛盾相对突出的菲律宾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注重平衡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巩固美菲同盟的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安全接触。２１世纪伊始，随着中国崛起势头的明朗，菲律宾越来越意识到与中国发展包括安全合作在内的全面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格洛丽亚·阿罗约总统曾多次强调，中国对菲律宾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底，阿罗约访华期间表示，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力量。中菲合作有着极大的潜力和前景，菲律宾希望与中国加强互信。菲领导人不仅表达了与中国深化合作的意愿，还肯定了中国实力地位上升对国际安全的积极意义。总体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后，中菲双方防务与安全交流级别有所提高。２００２年９月，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菲律宾。阿罗约在会面中提到南海问题时指出，南海是团结而不是分离中菲之海。这一表态实际上传递了希望以南海问题为突破口，增进两国安全关系的意愿。２００３年８月，菲外长在访华期间曾向中方建议建立两国国防部门与军队官员的年度安全对话机制。在军事合作方面，菲律宾的反恐行动也得到了中国方面的支持。菲律宾曾接受过中国总额为４００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１００万用于改善设备，另外３００万用于菲律宾士兵的汉语培训。菲军事人员也曾赴华参加解放军组织的教育培训。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尽管中菲关系遭遇“坐滩”事件的挫折，但两国安全接触机制得以建立和维持，安全合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典型的地区中等国家——泰国和印尼——也是较早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战略的国家。九一一事件为印尼提供了与美国安全关系改善的契机。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成为两国安全合作的突破口。２００２年４月，美国和印尼举行了第一次双边防御对话，就双方的反恐合作进行协商。“巴厘岛恐爆案”之后，印尼深刻意识到打击国内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的必要性。２００４年年底，美国与印尼军队在海啸救援行动中开展了广泛合作。美国甚至派遣航母参加了海上救援行动，规模为越战以来之最。２００５年底，美国务院宣布解除对印尼的军售禁令，两国军事关系恢复正常化。２００７年４月，印尼陆军与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首次举行了代号为“嘉鲁达盾”的例行联合演习。近年来，随着反恐战争的结束和中国崛起势头的持续，美国与印尼安全合作带有越来越多的平衡中国的色彩。
印度洋海啸之后，中国与印尼安全关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２００５年４月，两国签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宣言表示中国与印尼安全合作将涵盖防务安全、反恐及禁毒等非传统安全、海上安全等方面。在战略伙伴关系的平台上，两国建立了制度化的安全对话机制。２００６年５月，中国与印尼举行第一届防务安全磋商会议。４个月后，双方首次副总理级对话会议在雅加达举行，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最高级别的磋商机制。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印尼国防部部长尤沃诺·苏达尔索诺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防务领域合作协议》。两大机制化的对话机制表明两国国防交流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协议的签订更标志着两国实质性安全合作有了重要成果。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反思追随美国战略和全面拓展对华关系的契机。泰国政治精英认识到，中国崛起是地区的机遇。中国国防开支的增加和军队建设的加强也更可能是为了彰显大国身份和地位，并不意味着中国必然会打破地区均势。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泰国逐渐拉近与中国的关系。１９９９年两国签署了《２１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两军之间建立安全磋商机制，进行军事科技交流。作为第一个与中国达成类似合作的国家，泰国此举带动了其他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签订相似的声明。进入２１世纪，中泰政治、安全关系更加紧密。在维持美泰同盟基本义务的同时，泰国增加了与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对话。２００１年１２月，首次中泰防务安全磋商会议举行。泰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这一磋商机制的东盟国家。在务实安全合作领域，中泰两国的合作也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合作的前列。在泰国的协调下，２００２年５月中国开始观摩“金色眼镜蛇”军演。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中泰海军举行了“中泰友谊”的搜救演习。这是中国海军与东南亚国家海军之间进行的首次联合演习。２００７年开始，中泰联合演习呈现出制度化和全面化的趋势。
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崛起的趋势逐渐明朗，中美两国的地区结构性安全矛盾显现，两国开始进入包容性竞争阶段。与南海争议最为相关的越南、菲律宾以及地区中等国家印尼、泰国在这一时期具备了较为宽松的战略空间，因而能够比较从容地选择并行不悖地发展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利用战略空间维护自主性，增进安全和福利。李光耀曾形象地将东南亚国家利用战略空间游走于大国之间的行为比喻为在“巨树”之间穿梭。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还能够将对地区秩序的偏好通过东盟表达出来。东盟在地区一体化中的“领头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尊重。
（二）中美包容性竞争加剧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转变
２０世纪末至２１世纪前十年，美国一直努力将中国引导和塑造成西方主导体系的融入者。而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消极的变化，两国的竞争强度有明显加剧趋势。
首先，在一些原本温和竞争的领域，两国的安全关系开始具有对抗性的色彩。这一点在中美对地区的海空域控制权方面的竞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认为，中国在南海地区军事活动范围的扩大和频率的增加是为了将美国排挤出这一地区。２００９年３月，美国海军侦察船“无瑕”号在海南岛７５海里外的南海海域上与５艘中国军舰短暂对峙。美国指责中国干涉在公海的航行自由，而中国则认为美国非法进入了其专属经济区。与此同时，中国也将美国借助盟友强化在地区的安全存在的举动解读为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近年来，中美两国在海洋问题上的矛盾焦点体现在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上。美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杰夫·拉特克（ＪｅｆｆＲａｔｈｋｅ）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问题时表示，“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填海、造岛等相关建设活动，强化了东南亚地区对中国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可能在岛礁上建立军事化前哨站的担忧”。中国则警惕美国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的举动。中国国防部表示，美国航母编队进入南海事实上是在推行地区军事化。
中美对南海海空控制权竞争的加剧使得菲律宾、越南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战略的难度加大。作为美国盟国中唯一南海声索国，菲律宾认为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大国平衡不再是能够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因此，菲律宾蓄意挑起黄岩岛对峙事件，主动缩小自身战略空间，进行了一次战略投机。在美国“重返”亚太的大背景下，美国对南海问题的直接介入是菲律宾战略投机的主要推动因素。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菲律宾期间在美国军舰的甲板上公开将南海称为“西菲律宾海”，这一举动客观上鼓励了菲律宾夺取争议岛屿的意图。２０１２年４月，为了加强对黄岩岛所谓的控制权，迎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菲律宾海军“德尔毕拉尔”号巡逻舰将中国渔船围堵在了泻湖之中，引发两国矛盾升级。菲律宾动用的巡逻舰正是２０１１年８月刚从美国接收的“汉密尔顿”级巡逻舰。菲律宾将其最先进的军舰派往黄岩岛海域也显示了菲律宾政府有恃无恐的高调姿态。毫无疑问，美国首次向菲律宾出售“汉密尔顿”级巡逻舰以及使用“西菲律宾海”的称谓客观上强化了菲律宾的强硬立场。
除了支持菲律宾之外，美国还发声干预中越南海争议。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０日，在美国参议院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明确要求中国将“９８１”平台和海上执法船、军舰等撤离作业海域。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迈克尔·福克斯在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上指出中国的“九段线”主张破坏了争议的解决。他还提议，为了给《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创造有利条件，各主权声索方应停止在争议岛礁进行填海造陆、施工建设、设立据点等改变现状的行为。美国直接介入中越之间的南海争议短期内增加了越南约束中国的筹码，但是也减少了其对华战略选项，增加了中越关系中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美越两国弥合在发展双边安全关系问题上的分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越南来说，两国对彼此期待的鸿沟也是不容易跨越的。
作为既与中国有安全矛盾，又没有美国安全承诺的国家来说，越南在美国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背景下不得不更加谨慎小心地维持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在与中国、美国进行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时，特别注意在级别上的对等性和时间安排上的相似性，在借助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同时控制美越安全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保持对中国战略的回旋余地，努力防止战略空间不再继续缩小。由此可见，中美在南海议题上竞争强度增大使得越南维持大国平衡战略的成本和难度逐渐加大。
其次，包容性竞争的加剧还体现在除南海问题之外的更多议题领域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中美在地区经济秩序的主导地位、非传统安全和区域治理等领域都呈现出竞争态势。近年来，中国与湄公河下游国家在水资源的使用和开发上存在一些矛盾，美国则利用这一契机削弱中国在这一地区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在２００９年的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会议上，美国与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泰国签订了《湄公河下游倡议》（ＬＭＩ）。在ＬＭＩ的框架下，美国将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用于推动这些国家在教育、卫生、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次区域整体合作和能力建设。ＬＭＩ不仅表明了奥巴马政府长期介入这一贫困地区的意愿，也体现了中美对这一地区的战略竞争。此外，美国还积极鼓励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欧盟参与湄公河下游的区域治理。
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积极介入，中国也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中国２０１６年举行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峰会。“澜湄合作”不仅涉及经济合作，也包括打击跨境犯罪和实施生态保护等内容。美国推出的《湄公河下游倡议》除了保护环境和治理生态的措施之外，也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换言之，中美区域治理方案的同质化表明，两国都希望通过完善合作内容以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吸引力。不难看出，中美包容性竞争的加剧提高了湄公河下游国家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位置，增加了它们在与中美交往中的议价能力。柬埔寨和老挝在中美包容性竞争战略空间因中美包容性竞争加剧而有所扩大。
总之，中美包容性竞争的加剧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空间产生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中美包容性竞争的加剧表明在以往温和竞争的议题领域两国的对抗有所强化。直接相关的国家战略空间被压缩，大国平衡的难度和风险加大。具体而言，菲律宾在一段时期内不再维持在大国间的平衡，而越南在中美之间的平衡不得不更加谨慎小心，印尼等国则更加担心大国对抗性竞争的风险，同时担心东盟在这一背景下分裂。另一方面，中美包容性竞争所拓展的议题领域扩大了另一部分国家的战略空间。两国竞争的全面化使得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由原来的置身事外到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中美竞争之中，三国的战略空间因此有所扩大。尽管三国尚未完全实现平衡地发展与中美两国的务实安全合作，但是在中美竞争程度持续加强的背景下，三国也将逐渐转向在大国间平衡的战略。
结 论
作为典型的地区中小国家群体，东南亚国家采取特定的对外战略前必须考虑地区体系传递的信号。大国互动关系是定义地区安全秩序的关键因素。地区安全秩序给中小国家提供的体系层面的政策灵活性可以称为它们所拥有的战略空间。大国安全竞争程度的变化是东南亚国家战略空间扩大和缩小的关键所在，进而决定了后者能够选择战略利益最大化的大国平衡战略的可行性。与大国对抗性竞争和没有大国竞争相比，以大国包容性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地区安全秩序对中小国家战略选择的限制较少，后者的战略空间更为充裕。换言之在大国包容性竞争环境下，中小国家有着相对充足的战略灵活性，可以更加从容地推行大国平衡战略。
尽管影响的逻辑相似，但是大国包容性竞争在起始和深化的不同阶段对东南亚国家战略选择的具体影响存在差异。在起始阶段，大国在一些传统安全议题上的温和竞争会扩大与之关系密切或地区中等国家的战略空间，后者往往率先利用这一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进行大国平衡。随着竞争程度的加深，一方面，大国在传统安全议题上的竞争逐渐带有对抗性色彩，原本在大国间平衡的国家战略空间缩小，维持大国平衡战略的难度或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大国安全竞争开始拓展到更大范围的议题领域，如非传统安全，与之相关的、相对边缘和弱小的地区国家也成为大国争取的对象，其战略空间较之大国包容性竞争的起始阶段会有所扩大。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美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两国在南海等敏感的地区安全议题上进入包容性竞争阶段。与南海争议直接相关的越南、菲律宾和地区中等国家印尼首先利用战略空间的扩大进行大国平衡。然而，随着包容性安全竞争的深化特别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竞争程度加深、覆盖的议题领域的范围也有所扩大。越南、菲律宾等放弃大国平衡战略的压力增大，或不得不为维持这一战略付出更大的代价。与此同时，柬埔寨、缅甸和老挝等缺乏改变追随中国动机的国家却受益于大国包容性竞争的加剧，直接表现为中美近年来都加大了对湄公河下游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关注，增加了三国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可能性。一旦中美包容性竞争向全面的对抗性竞争转变，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将会面临巨大的“选边站”的体系性压力。
尽管与大国相比，中小国家的对外战略更多地受制于国际和地区体系然而一国的对外政策必然是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国安全互动模式是中小国家决策者考虑的主要体系因素，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一方面，由于国内政治因素的作用，中小国家不一定会全部、立即按照地区安全秩序传递的信号采取相应的战略选择，国内政治因素会使中小国家在回应体系信号调整战略时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对中小国家来说，在战略空间的扩大过程中，除了预期利益更多之外，潜在的风险也在增大，此时是主动利用大国安全竞争扩大战略利益还是避免卷入竞争减小潜在风险也与国家的国内政治以及中小国家与大国的同盟状况有一定的关系。(本文转载于公众号：东南亚问题研究)
作者 刘若楠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