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丽君 中山大学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国民意识是重要社会意识，在目前世界分为国家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处于国家中，有自己的国籍，因此必然有国民意识，区别只是强烈或淡漠程度。香港居民作为原属于英国统治地区的人过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公民，其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其国民意识必然发生变化，这就是国民意识的转型。研究这一问题，对于全面认识香港目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渊源，和“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殖民地时代英国有意混淆视听
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英国人意识到，具有强烈“中国意识”的香港对殖民统治有危险，所以尽力淡化港人身份认同，中学历史课本讲到清朝中叶便结束，或将鸦片战争描述为“因商业利益而爆发的战争”，使港人对香港近百年历史缺乏认识。1967年反英暴动更促使港英政府推行新教育，为每位学童提供关于“英国人的理想与习俗”的“基本教育”，投入的教育经费也较多，企图从思想文化上割裂香港和内地关系，70年代后透过《教育条例》指引，严格控制教育体系，阻碍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识，将教育引向注重培养工商应用型人才。1984年港英政制发展白皮书中首次出现“公民教育”一词，次年教育署颁布《学校公民教育指引》,在学校引入公民教育内容，且面向全港市民开展公民教育，推行“本土化”意识，并使港人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逐渐增强。
港英当局培植亲英阶层
早在十九世纪末期，港英政府为加强华人对当局的效忠，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把传统的华人领袖纳入政府体系中，包括委任华人进入立法与行政两局，充当官民联系的中介。1884年立法局首次委任一名华人议员，1926年行政局出现首名华人非官守议员，上世纪50年代初，华人同外籍人士在两局非官守议员中几乎平分秋色。到上世纪60年代，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中外平衡被打破，1966年在13名非官守议员中，华人占了9名。1971年华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增为11人，外籍人士减为2人。1980年华人占据19个席位，外籍人士则占有7个席位。而在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中，1976年中外平衡的比例才发生变化。当年在8个非官守议席中，华人占了6个。1982年在9个非官守议席中，华人占5个，外籍人士占4个。即华人在立法、行政两局中均占多数。香港政府还设有数百个咨询委员会，促使各个行政单位广泛及经常地接触社会各界人士。港英通过把华人领袖网罗进立法、行政两局等咨询机构及政府部门等方式，使港英政府的统治呈现出一种英华共治假象。据戴维斯在1977年的研究，香港政治体系受制于一个由政府官员和华资、英资财团领袖组成的权力精英集团，该集团的168人占据了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和其他委员会42%席位（约740个席位），其中的44人还掌握着香港56家庞大企业的1/4的董事席位。该权力精英集团拥有广泛的、不受任何约束、决定关键政策的权力。
港英在100多年统治中，建立了一整套资本主义政治、社会、文化制度。政治上从早期的总督集权，到过渡期的引入民主选举；法律制度沿袭了英美式的普通法体系，建立了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制度；社会文化上建立了宗教信仰、新闻、学术、言论、游行、罢工等自由制度。经济上实行自由港与积极不干预制度，推动香港经济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飙升，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和亚洲四小龙之一，1982—1997年的15年，以年平均GDP13%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超过宗主国英国。而且1967年发生反英抗暴动荡后，加上70年代能源危机，以及英国不得不考虑1997年香港前途问题，因此开始大幅度调整政策，包括增建公共房屋、推动义务教育、增加社会福利等等，大幅度改善民生；并成立廉政专员公署打击贪污犯罪，以及检讨和完善政府施政架构。由此香港华人与港英政府的矛盾大为缓解。
港英政府撤退前做了精心安排
一是为讨好公务员等公共部门人员，回归前几年港英政府不断为公务员、医生、教师等公共部门或公立机构人士加薪。回归前，香港公务员工资津贴等待遇是全世界公务员中最高的，香港专业界收入也是全世界同行业最高的，他们的工资高涨带动整个香港工资不断上涨，香港私营机构或企业高层管理及至一般员工的工资仅次于日本，高于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甚至高于许多发达国家。
二是为了取悦香港市民，回归前几年港英政府大派社会福利。港英政府在1993至1994年度将社会福利开支增加25%，达到76.63亿港元；1994至1995年度社会福利开支更超过102亿港元，1997年前港英政府将社会福利的经常开支实质增加了26%。港英政府不顾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不顾香港经济发展水平，大派社会福利和抬高福利水平，必然为特别行政区政府造成财政负担。
三是港英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搞“还政于民”以对抗“还政于中”。过去立法局全部议席由港督委任，1985年港英将间接选举引入立法局，在57名立法局议员中，26人由功能组别选举或选举团等间接选举方式产生。当时，民众对代议制的要求并不强烈，但是一旦有了选举，民众的“民主”诉求便会被调动起来，因此关于1988年立法局是否应有直选的争论中，约80%的市民赞成有直选。1991年9月立法局引入18席直选议席，功能组别议席21个，委任议员和官守议员减至21人。1992年10月，末代港督彭定康对香港政制进行重大改变，大幅加快香港民主进程，把选民的年龄限制从21岁降至18岁，将直选和变相直选的议员名额从1991年的18名扩大到39名，其中新增的9个新功能组别为个人投票，选民人数达到270万人。彭定康政改方案刚提出时，获得了一些港人支持，并使其民意调查支持率上升。
四是安插一批精英在政府重要岗位，或其他重要领域，以实现“没有英国人的英国人管治”。利用公务员本地化，港英政府将不少心腹安插进重要岗位，而中央为了实现平稳过渡，将港英政府高层和整个公务员团队全盘接收，即直接过渡为特区政府管治团队。而且据有关报道，港英实际上也在香港政团政党中安插了人手，1986-1993年间任港英布政司的霍德2010年8月到香港分别秘密会见了民主派各政党高层、港英时期部署的“战略潜伏者”及“民主派”传媒。港英的部署一定程度上为实现“爱国者治港”造成阻碍，并为回归后推动人心回归工作造成阻力。
港英时代终结前，香港房地产被炒得过高，楼价增幅长期高居不下。致使香港回归后港人不得不背负巨大的购房压力。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回归后。2002至2012年的10年私人住宅价格指数由39点升至116 点，香港楼价已是美国芝加哥的10倍。香港50%的人没有自己物业，公屋人均面积仅12.5平方米，如此低标准的公屋还远未满足需求，到2017年5月轮候公屋的达27万人。
回归前港英政府建立起一整套制度包括法制、自由、廉洁等等。香港实行司法独立制度，这为司法公正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因此香港法律保障了港人有基本的人权和各种基本人身自由；同时香港新闻、学术、游行示威、罢工等均很自由，因此港人享有他们认为最珍贵的新闻、言论、游行自由，他们不满意的情绪，可以通过示威游行、传媒发泄和表达。这些制度受到港人高度推崇，视为香港核心价值。尽管近年来内地的社会治理成效显着，经济发展迅速，足以证明内地在社会治理能力、方法、举措上的进步与高明。但香港回归二十年来在文化教育、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与港英时代变化不大，致使港人没有正确的认识理解好祖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加之香港与内地制度差异很大，使得一些港人内心对此存在落差感，甚至误以为内地制度不如香港、会影响香港，即担心香港的制度优势受内地制度冲击而受损，因此部分港人对于一国两制中重视的是“两制”，而轻视“一国”。包括大规模游行或占领政府总部或占领中环，这些风波会降低港人的国民意识。
居民构成复杂
香港居民国籍构成复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港人移居海外，相当部分人取得外国国籍后返回香港，保留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而且回归前英国推行“居英权计划”，不少港人在该计划下取得英国籍却仍以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在香港居住，因此目前约有45万港人拥有外国居留权。且回归前获得“英国属土公民护照”（BNO）的数百万香港人，回归后申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但仍有320万人继续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因此多数港人拥有双重国籍。因此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认同本身很复杂，拥有外国居留权的人或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对自己中国人身份认同可能较只有中国国籍的人要差。
香港遭遇多次经济和灾难挑战
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的科网泡沫破裂、2003年沙士（SARS）袭港，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香港经济遭受到一系列的冲击，使回归后香港经济增长波动较大。1997至2012年的15年香港GDP平均增长率仅3.5%，其中1998年香港GDP出现-5.3%的负增长。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的是天灾，有的则是由于西方世界经济危机或制造金融风险所导致，这些或多或少对港人的信心产生了影响。当香港遇到种种困难时，大陆总是及时伸出援手。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99年香港经济开始复苏，2001年受全球经济放缓及9?11的影响，香港经济再次逆转，之后在2003年上半年非典型肺炎爆发，香港经济再受重创，经济增长率为-3.3%。2004年在中央支持下，内地开放到香港的个人自由行以及《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实施，香港经济才走出谷底反弹，2012年香港人均GDP达到了36660美元，为历史上最高。2012年后，香港经济增长较为平稳。
港人的爱国工程必须搞好
香港回归前属于西方国家长期殖民管治，其中回归前的殖民管治风格与状况以及洗脑式的西方价值观输出，加之殖民统治者撤退前的有关做法或安排，使得香港回归后，香港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港英时代遗留下来的“疑难杂症”。这些均属于历史原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厚的。加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香港的干预渗透，进一步加深了香港居民在国民意识上出现偏差的几率。
虽然香港居民的国民意识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但中华民族历来讲血浓于水，有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之根，决定了香港与祖国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此外，中央政府对香港发展的大力支持，香港与祖国大陆十分密切的经贸往来和人员交往将更加常态化，也会使得更多的香港民众不断加深对国家的了解，更多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从而加强自身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但同时，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耐心与恒心去做香港人心回归这项工作，团结凝聚好全体港人，并有能力有信心逐一解决港英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难题，克服来自于香港内外部的一切分裂风险与挑战。
(责任编辑：周金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