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2019年12月我参加第八届国家安全高级论坛会议时，曾发言指出美国正濒临资产泡沫破灭引爆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表现为2019年9月至今美联储一直持续不断注入巨资，以防止雷曼事件重演引发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连锁破产，这意味着美国可能迫不及待在全球制造剧烈的国际动荡，通过精心布局来提前做空各国金融市场获取投机暴利，掠夺全球各国特别是相对富裕的中国和欧洲的财富，向全球各国转嫁金融危机损失并努力成为比烂的赢家。
当前中国又处在一个全球金融危机即将到来关键时刻，面临如何防止被转嫁危机而遭受重大损失的严峻挑战。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加强研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当代西方金融寡头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突出新特点，在香港暴乱等人为制造的危机和灾难中暴露的十分生动逼真、淋漓尽致，就是不再像工业资本主义那样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而是有预谋破坏社会生产力谋取投机暴利发国难财，正是基于这样的发国难财的金融模式和制度机制，全球玲琅满目、五光十色的阴谋诡计被创造出来，只要有这样发国难财的制度机制和暴利驱动，全球各国就难免不断爆发出各种各样的不幸国难。
西方资本主义在列宁所处时代开始变为垄断资本主义，列宁论述的工业与银行相互融合的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财团还比较重视工业并没有进入全面投机的时代，但是，1920年代美国出现了各种金融投机工具的创新，包括融资融券、杠杆炒股、各种期货、金融衍生品等，大银行的经营重点逐步脱离工业转向了全面投机，利用巨额存款进行各种投机导致了资产泡沫空前膨胀，1929年股市崩盘后导致了全球大萧条和空前的社会经济灾难，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六千万人死亡，当年发国难财的金融资本主义曾经让各国陷入空前国难。
中国共产党有同这种发国难财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当年美国金融寡头竭力把这种不费力赚大钱的金融投机资本主义向全球扩散，导致众多工业化尚不成熟的亚非拉国家也卷入了金融投机资本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曾在重庆敏锐察觉到中国社会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四大家族操纵全面投机的金融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对广大民众和民族工商业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指派我父亲杨培新打入了重庆《商务日报》，团结社会各界包括国民党政学系官员和民族工商业企业，集中火力开展统战、舆论斗争反对四大家族操纵全面金融投机掠夺民脂民膏，成功团结、争取到了众多民族工商业企业向党靠拢，就是因为当年四大家族操纵的猖獗的金融投机将民族工商业逼到了破产边缘，而后来建国初期严禁金融投机迅速挽救了民族工商业并焕发出了旺盛的活力。
党领导开展反对金融投机资本主义的这段历史斗争经验鲜为人知，今天中国迫切需要重温当年党同全面投机的金融寡头资本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这样有利于防止西方敌对势力频繁制造国难阻碍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我父亲说当今华尔街金融寡头对各国工商业的掠夺同四大家族如出一辙，应该再次借鉴建国初期经验打击金融寡头操纵全面金融投机并帮助各国工商业摆脱困境。
从纽约瘟疫大流行演习看武汉疫情的经济影响
2019年10月18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在比尔盖茨基金会赞助下，在纽约举办了一场模拟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模拟演习，参加者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二把手及政商界、医界的十多位精英，演习假设新型冠状病毒从巴西爆发并蔓延全球，引起了普遍恐慌、谣言四起、社会动荡和流血冲突，通过复杂的连锁反应导致旅游、贸易陷入瘫痪，股市暴跌、金融动荡和全球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全球各国都没有控制住疫情的迅速蔓延、扩散，最终疫情一共导致全球高达六千多万人死亡。
这次模拟演习声称是为了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但从各国都没有控制住疫情和惊人的死亡人数来看，演习中并没有测试各种降低损失的防控政策措施，而是测试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让恶性连锁反应导致最大损失。演习也明显不是担忧美国可能蒙受多大损失，因为美国早知道冠状病毒不会对白种人造成多大感染威胁，武汉疫情爆发后特朗普总统还信誓旦旦称尽在掌控之中。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采用静态方法估测武汉疫情的经济影响，而必须采取一种分析战争进程及影响的动态方法。我们根据治理非典经验已经建立了预警和应对系统，但是，尽管2015年解放军医学专家的研究已经发现非典的人为性，我们没有及时根据这一重大科研成果完善疾病防控体系，依然沿用以前的条条垂直部门负责的管理体系，由缺乏国家安全意识的普通医学专家来全权负责，中国虽然发现非典人为性但仍然缺乏有效防范，金融系统也没有吸取教训堵上发国难财的漏洞，只要假如敌对投机势力对相关条条垂直部门的负责人巧妙施加误导，就能通过投毒再次收获做空中国经济的金融投机暴利，一旦发国难财的暴利诱惑达到相当大的程度，贪婪欲望就会驱动金融寡头不择手段人为制造各种国难。
美国精英明言对中国经济崛起处于疯狂的恐惧中，这次武汉疫情美国很可能千方百计狠下毒手谋害、打击中国，运用包括政治、经济、金融、舆论等多方面筹码，企图对中国发动全方位不择手段的猛烈立体打击攻势，因此，我们分析武汉疫情必须考虑到对手不断发动的多方面攻势，就像分析战争影响一样不能静态估算一次战役的损失。
由此可见，中国防控武汉疫情必须从树立新型全方位综合国家安全观，建立跨部门的条块制衡的矩阵式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统一协调国家安全、公安、医疗、金融、舆论等多方面力量，及时堵上获取发国难财的漏洞并防止反复投毒危险，这样才能从发国难财的暴利源头防范有人制造危机，防止疫情的多方面负面影响彼此相互共振、扩大。
美国纽约瘟疫大流行演习显示出传染病引发的恐慌，引发了贸易、交通、医疗混乱进而导致了巨大经济和生命损失，但是，武汉疫情爆发后美国采取的行动明显是落井下石，显示出纽约演习目的不是减少损失而是扩大疫情混乱。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不仅试图利用武汉疫情打击中国的正常贸易活动，而且还散布谣言诋毁中国甚至煽动颜色革命。
从纽约瘟疫大流行演习可看出美国高度重视瘟疫连锁反应，因此，中国应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组建公共卫生安全委员会，召集军事医学专家、生化反恐专家、传染病专家等参与，还调动反腐、经济、金融、舆论等多方面专家配合，制定实施有效措施防范美国可能采取的多方面手段扩大负面连锁反应，如为扩大生物战争攻击效果可能采取的各种配合手段，误导、买通一些官员隐瞒、误报疫情早期实情，拖延、耽误各方面有效措施防止疫情扩散等等。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在攻击中国的隔离措施侵犯人权；方舟子在网络上广泛宣传、误导民众无需戴口罩，最近一些亲美人士散布病毒变幻莫测的舆论动摇防治信心，还可能是制造舆论烟幕掩盖有人可能蓄谋反复投毒，因此，一旦发现医院、社会上出现反常的疫情骤然反复，有关方面应该及时排查、防范敌对势力可能投毒的危险。
如何防范武汉疫情的负面经济金融连锁反应
纽约瘟疫大流行演习结果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和生命损失，贸易、旅游、餐饮等服务业陷入瘫痪导致失业猛增，股市、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市场剧烈动荡，诱发金融危机导致民众财富缩水加剧了社会经济动荡。当前中国商业、餐饮等服务行业陷入了类似的严重困境，持续数月就可能导致众多企业破产和严重失业，股市开盘后大多数股票跌停而外资疯狂进入大肆抄底，资本市场动荡必然加剧众多企业和广大股民的困难。掌握内幕消息的国际金融大鳄很可能提前投下巨额做空赌注，一旦期货市场开盘就会掠走暴利让资金短缺雪上加霜。
当前中国应该借鉴建国初期治理经济金融烂摊子的成功经验，建国初期国家首先控制了四大家族控制的货币发行权和银行系统，对投机猖獗的各种金融市场包括股市、期货市场等实行关闭和军事管制，但对从事粮食、布匹等商品投机活动的工商业企业区别对待，即使比较金融投机家招来民愤更大也采取市场手段打击。地下党时期对金融投机资本与民族资本早有深刻了解，金融投机资本依附于四大家族和华尔街金融财团，不创造任何财富并且还唯利是图、奸猾欺诈，善于掌握巨额资本投机炒作制造市场的恐慌动荡，只有关闭根除这种谋取投机暴利发国难财的市场机制，才能迅速稳定、恢复当时资金紧缺的民族工商业。实践证明严厉禁止金融投机促进了迅速治理经济烂摊子，民族工商业被从破产边缘挽救过来出现了爆炸性增长，陈云同志曾说建国初期三年建设成就超过国民党时期二十二年，关闭金融投机市场为当年创造经济奇迹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武汉此次疫情是有敌对势力幕后策划，必然像2005年大股灾一样投下巨额做空赌注，尤其是在规模数倍、数十倍于股市市值的股指期货、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国必须绝不能让这种发国难财的投机暴利兑现否则后患无穷，不仅会让疫情困难雪上加霜还会让整个国民经济大出血，必须彻底调查国内外反常投下巨额做空赌注的所有关联人，查找到确凿证据后严厉追究相关责任并彻底关闭股指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当年罗斯福也曾果断禁止大多数期货和金融衍生品，仅仅保留了少数农产品期货并严厉追究华尔街金融欺诈罪行，这样才消除了发国难财机制并从大萧条中挽救了美国。
敌对势力为了确保在疫情爆发前夕投下的巨额赌注兑现，必然不惜重金进行误导和疏通，那样的话中国必须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立即组建若干专门安全委员会，特别是敏感的公共卫生、金融、舆论领域的安全委员会，通过多维矩阵制衡的管理体制审核相关领域的重大决策，运用跨部门协调能力迅速调动一切必要力量，这样才能挫败如美国纽约瘟疫大流行演练的交叉火力攻击。才能对西方的立体反华攻势作出快速反应，决不能让纽约演习的不可承受经济生命损失变成现实。
2016年我撰写的著作《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总结、综合了我父亲杨培新的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提出了新市场失灵理论和特大混合型经济金融危机理论，对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论述。国际货币基金副总裁艾根看到了我撰写的相关英文论文，称赞这些理论具有出色的创新性和广泛的应用性。我的理论证明即使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股指期货等流行的金融衍生品工具，也根本就不是避险工具而是加剧市场失灵的投机赌博工具，北欧国家、以色列因拒绝向美国金融衍生品开放资本市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而经济复苏较快，中国众多国企、民企却反复遭受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对赌的欺诈，因此蒙受数百亿元亏损就是金融领域失误带来的巨大损失。
2019年出台了关于维护金融对赌的合法性、有效性的规定，这种规定很可能受到了美国流行的金融制度模式和金融理论的误导。复旦大学的陈平教授曾经师从美国多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他指出经过深入研究证明了西方流行的二十多个金融理论有一半是错误的，特别是流行的关于金融衍生品对赌的期权理论，不仅不能帮助实现避险功能而且还具有爆炸性的危险。当前有必要用正确的创新理论替代教科书中流行的西方错误经济学理论，才能更好维护企业、民众的财富安全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借鉴建国初期成功经验克服当前经济困难
当前美国正借口疫情故意设置贸易、交往障碍打击中国，进出口贸易萎缩必然影响到众多企业，商业、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停滞也会带来很大影响，波及到众多相关行业及众多企业的职工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可能因此而陷入生存困难。当前特殊困难时期同建国初期存在相似的特点，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美国全面贸易禁运和朝鲜战争的困难，经济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百业萧条、百废待兴，城市中有高达30%的严重失业和大量无业游民。
新中国迅速治理经济金融烂摊子的关键成功经验，就是国家掌握货币发行权和银行系统之后，严禁资金流入各种发国难财的投机活动并关闭金融市场，通过提供充裕的货币发行资金和银行信贷扶植生产、消费，不仅充分保障中小企业的融资还通过统购包销保障销路，促使奄奄一息的无数中小企业、手工作坊迅速恢复了生机，还巧妙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通过全民共享货币发行保障全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包括国民党的八百万旧军政人员、妓女、无业游民，创造出旺盛的需求促进国营、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迅速消除了恶性通货膨胀、失业并实现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朝鲜战争时期市场也敞开供应而没有像一五计划那样凭票供应，提供充沛的物资、财力支援抗美援朝打败了世界头号强国，短短三年就远远超过了1936年的战前经济最高水平，远远优越于二战后五、六年还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西德、日本。
新中国恢复时期将共产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成功实践，已证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能够更为有效消除市场经济的许多弊端，如市场经济在爆发瘟疫、饥荒、自然灾害、周期性危机时，过大的供求缺口就会导致市场失灵并难以恢复供求均衡，投机资本就会趁火打劫操纵市场并加剧供求失衡以谋取投机暴利。金融投机资本就会趁机大肆做空资本市场大发国难财，此时广大民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大量失业、缺乏劳动的机会就会导致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难以落实，引入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才能够迅速恢复经济、社会稳定。
多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始终受到美国金融自由化的影响，即使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后情况也没有改变。我们应特别警惕，因为金融自由化也会给中国带来资产泡沫频发和实体经济萎靡的严重问题。
针对2015年中国发生损失高达二十万亿元的大股灾，2016年股市、楼市、期货市场又频繁发生惊人资产泡沫，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抑制资产泡沫的重要政策方针。令人遗憾的是，有关方面忽略了美欧流行金融做法频繁引发泡沫的危害，2016年9月底又引入了CDS信用违约金融衍生产品，不顾CDS风险远超股市、楼市泡沫并曾引发次贷危机的教训。这种做法应当得到纠正。
美国误导造成金融投机泛滥的严重问题，是造成2008年、2015年、2018年损失惨重的我国股灾的主要原因，导致网络金融创新引发的数千家平台诈骗无数民众巨额财富，严重破坏了众多企业家、股民、民众的投资、消费能力，引发乘数扩大的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增长率逐年严重下滑，这才是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结构改革问题。
当前武汉疫情期间进出口贸易、服务行业出现萎缩，倘若允许国内外金融投机家继续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中国经济增长率就可能远远跌破6%的底线。但是，倘若我们借鉴建国初期治理金融烂摊子的成功经验，采取打击金融投机与扶植实体经济并举的政策，促使多年来被金融投机浪费的巨大资源流向实体经济，就完全有把握战胜远远无法同建国初期相比的疫情困难，战胜远远无法同当年全面贸易禁运相比的美国找借口干扰，甚至有可能促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到远远超过6%的水平。
（责任编辑：李园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