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记者杨晨 今年年初，一场大规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阻击战正在全国有力有效开展。在控制疫情蔓延、加快病情救治的同时，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经济措施，短期内确保经济稳定，保障人民生活，同时兼顾中长期内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2月12日，在福耀玻璃集团汽车玻璃生产车间，一名员工戴着口罩在查看玻璃。 近期，福建省福清市出台一系列帮扶及稳控措施，指导辖区企业严格执行防疫规定，一手抓好疫情防控，一手推进复工复产。
疫情爆发致经济保增长难度加大
对于正在爬坡过坎的中国经济来讲，这场重大疫情影响几何？我们又应如何应对？带着相关话题，本刊记者日前走访了几位著名经济专家。
截至目前，疫情已经夺去上千人的生命，令人十分痛心。如此看来，此次疫情的影响范围已经超过了2003年“非典”。在全国上下正团结一心、全力以赴打赢这场抗疫战争的同时，中国经济如何渡过这场危机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著名经济专家卞永祖研究员对记者谈到，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服务行业，譬如旅游和餐饮业，春节期间，本来是这两个行业的销售旺季，但由于人们不敢聚集和外出，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由于交通运输受到疫情的影响，许多企业因供应链断裂而无法正常生产。为了不让疫情迅速扩散，保护员工的生命健康，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明令企业不得开工。企业延后开工期间无法产生效益，自然也就造成了许多地方经济减产甚至是停摆。
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9年保住了6%以上的经济增长实属不易，这个增长率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8%。可以说，全世界经济的拉动很大程度上也要靠中国，那么中国目前面临特大疫情，自然也很容易引起全世界经济产业领域的普遍焦虑。卞永祖对记者讲，2月3日国内股市开盘后，股价出现大面积下跌，这说明人们和市场对近段时间爆发的严重疫情十分敏感，投资和消费会可能会随着疫情进展有一定的减少。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对记者谈到，2020年是庚子年，这个庚子年从历史上轮回来看，都是不太安宁的年份。尤其是上一个庚子，三年自然饥荒，当然我们希望今年是国泰民安，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今年已经发生的自然风险影响压到最低。这靠什么，就是要把各种风险提前预判，除了要预判财政金融的风险，精准扶贫，包括关联社会风险，努力把风险控制在我们可控范围之内。过去我们也讲预则利不预则废，现在世界确实是多事之秋，防止各种没有预期的“黑天鹅”最终影响我们整个社会的稳定。对于中国经济而言，2020年可能会面临一个“多事之秋”，如何保增长更加凸显重要！韩主任建议，面临保增长难度可能进一步加大的局面，当前需要积极研究疫情之后中国经济的走势与潜力，要用更大胆的办法措施刺激经济，力保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正在加大，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爆发，使这种压力在短期内出现成倍增长：“一是要加大抗击疫情的财政投入，二是要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减免企业税收，三是由于企业停产造成税收的大幅度减少。同时疫情的大爆发也打乱了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原有步骤，对地方的发展造成了暂时的困难。”卞永祖这样讲到。
由于当前疫情防治是全国上下第一要务，口罩、防护服、防疫药品、消毒液等是抗击疫情的必需品，国家和地方都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进行生产。但这可能造成社会资源过于集中配置在这些领域，使得其他行业在资源配置上存在不足，会让有些与防疫无关的企业在社会资源配置上受到突如其来的影响，使我国经济出现短期的不协调发展。如果疫情很快过去，上述产品的生产企业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
最近我们看到，疫情发生后，对我国饲养业冲击十分大，民众对猪肉价格下降的期待在短期内将无法实现，猪肉价格可能还会继续上涨，其他肉类产品和蛋奶产品的价格可能也会出现上浮的变化。同时，饲养业的饲料需求也会大幅度降低，不仅给国内饲料企业带来一定冲击，也会对我国采购国外饲料带来潜在影响。中美贸易中农产品是很大的一块，而饲料又在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中占有很大比重。由于我国饲料内需减少也将会导致采购美国饲料份额降低。当然，不仅仅是饲料业，其他从美国进口产品可能也会在短期内出现下降的趋势，这可能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几率上升。
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限
由于湖北武汉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当地产业已经受到疫情带来的冲击，这是不是也会对全国经济乃至我国的对外经贸产生比较严重影响呢？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新型肺炎疫情对汽车、电子、生物医药等武汉支柱型产业会有影响。不过，相比广东、江浙等地区，武汉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较低，本地产业链也相对完整。因此，武汉的产业链对于全国甚至全球的影响，客观来讲将是有限的。目前来看，武汉对全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物流、交通等产业。
事实上，虽然武汉是中部的重镇，但2018年武汉对外依存度只有14.5%，不但低于东部发达地区，还低于全国平均数。张燕生坦言，武汉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主要是内需为主，对于货物贸易的影响，也是局部、有限的。
不过，疫情对服务贸易影响较大，跨境供应、跨境消费、投资等都离不开人的交流。
解决疫情带来的短期经济困难，中国拥有较大政策空间。卞永祖研究员认为，现在中国应当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相对于西方国家的银行利率还比较高，我们可以利用充裕的降准降息的空间来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实际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也降低融资机构的经营成本，激发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将中国市场巨大的优势发挥出来，促进中国经济迅速的恢复。降准降息还可以降低融资成本，这样能够让我国金融市场很快活跃起来，吸引境内外资金进入我国，做大我国市场蛋糕。
另外，张燕生坦言，外商来中国投资是市场驱动，并非是成本驱动。以特斯拉为例，它在上海建厂的目的是为了把车卖给中国消费者。如果肺炎疫情在一季度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那么谁也挡不住那些市场驱动的外资进入中国，因为外资离不开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
同时，外商来中国投资，过去7成以上投资是制造业，现在7成以上投资是服务业。也就是说，当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时候，它对国外研发服务、技术服务、咨询服务、专业服务、人才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强的。所以，疫情对外商的影响不会很大。
当年非典并未让经济发展止步
从传播范围、应对管控措施、经济冲击等因素来看，本次冠状病毒与2003年的SARS比较接近。因此，我们先基于2003年SARS数据做一下分析，以此为参照判断本次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2003年的非典疫情始发于2002年12月，在2003年1季度的冬春之交逐渐传播开来，2季度疫情进入高峰期，5月前后为最高峰，至年中逐渐得到控制，3季度后疫情基本结束，政府采取严格的疫情措施主要集中在2季度。
中国经济的上行周期并未因SARS疫情而转向，但当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回落。2003年SARS期间的中国经济，正处在重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高增长阶段，从全年经济增长来看，SARS疫情并未改变中国经济的上升态势，当年GDP同比增长10%，较上年回升0.9个百分点，这与第一、二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在疫情之后快速回升密切相关。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上年的46.5%回落至39%。但2004年之后，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再度回升，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回落，虽然短期经济结构调整有所放缓，但2003年的SARS疫情对经济及经济结构的影响偏于短期，并未影响到后续年份的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调整的总体趋势。
应对策略
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治并不冲突，疫情发生后同样有对中国经济积极的一面。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较大，以旅游业为例，逆差接近1000亿美元。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国外的经济影响较大。如果疫情把许多中国的游客留在国内进行消费，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将是正向的。同时疫情也刺激了防疫和生活必需品消费。除了口罩、医用物资、防护产品、抗疫药品的消费明显上升外，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呈现明显上升态势，一些本来积压的生活日用品，也成了各地民众的抢手货。
疫情当前，首要任务依然是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但在抗疫同时可以适当采取稳预期、稳消费措施。加大疫情的防控，尽可能地减少疫情扩散，缩短其持续时间，依然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但在防控疫情的同时，也可以适当采取一些措施防范金融市场的过度波动和经济的快速下行。具体措施上，一方面有必要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优势，在进一步公开信息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疫情及经济走势的预期引导，避免预期混乱可能导致的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波动；另一方面，在疫情高发期，可以适当支持电商、物流等企业有序开展业务，疫情高发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物资的平稳运输，促进居民部门消费。当前网络消费占我国社会零售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0%，网络消费的快速增长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冲消费下行。
其次，确保必要的物流畅通，应制定明确标准，保障交通基础设施畅通。同时，高度重视物流运输行业的关键作用，在坚持防控疫情标准的情况下，物流运输业应尽早复工、恢复正常运转，且在疫情完全得到控制、物流瓶颈完全打通之前，不宜大规模实施总量刺激。
第三，加强制造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信贷支持。金融机构要围绕内部资源配置、激励考核安排等加强服务能力建设，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支持力度，要保持贷款增速，切实落实综合融资成本压降要求。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款。
第四，提供充裕的临时性短期融资，为疫情冲击较大行业的困难企业提供周转资金。尤其是对因疫情冲击陷入困境的民营企业，要帮助其稳住资金链条、渡过暂时难关。
第五，支持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要结合自身业务范围，加强统筹协调，合理调整信贷安排，加大对市场化融资有困难的防疫单位和企业的生产研发、医药用品进口采购，以及重要生活物资供应企业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资金支持力度，合理满足疫情防控的需要。
第六，刺激带动防疫专业企业的发展，也为今后中国市场培育一批颇具实力的防疫重点企业，为未来中国应对疫情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第七，促进医疗、生命健康产业得到新发展空间。健康产业本来就是消费升级的重点领域，通过这次疫情公众对健康意识将进一步提高。在这个领域如卫生防护、医疗保健、运动等发展空间会进一步打开。
第八，加快新支柱产业培育和“新基建”建设。例如，大力发展办公自动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适应5G、智能网联汽车、量子通信、电子商务、在线医疗、远程教育等产业发展需求。同时，加快构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支撑产业及社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发展。
第九，加速智慧城市、智慧公共服务、智慧医疗等向更智能化、智慧化发展。从本次疫情人员控制上，我们还做不到对同车次人员的跟踪，或者疫情“点对点”通知。可见，我们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在城市级别，我们的交通数据、医疗数据等之间并未打通。此外，智能制造不仅仅是国家倡导的方向，智能制造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功能将进一步强化。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缓解人工短缺，应对疫情期间应对生产，企业将加大机器代人，一批无人工厂、无人车间会不断涌现。因此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市场对于智能产业的需求将会出现巨大的增长。
第十，促进电商为代表的新经济进一步深化发展，随着5G布局，泛互联网产业迎来第二次春天，同时网络企业将对非互联网领域的进一步重构，网络信息技术将与传统行业业务深度融合，催生新技术、新服务业态发展的新机遇。
要针对疫情暴露出的问题深化改革
卞永祖研究员这样认为，除了采取短期的一些应对疫情刺激经济的措施外，还要针对疫情中暴露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加大实施改革的力度，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治理能力，提高我国的治理水平、管理水平。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占用大量的社会资源特别是优势社会资源，如果不能尽快将国有企业转变成现代企业，会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和改革造成极大拖累。因此要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这次疫情中我们看到，不管是抗疫药剂的研发、防护服的生产、新药的研制以及物资捐赠等，许多民营企业都走在了前面。我们有巨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深化改革、真改革，才能让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增强信心。
韩保江主任认为，保增长还是要靠深化改革。如何把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正能量调动起来，激发四大发展主体的发展激情，仍然是我们实现今年经济更好发展，稳定增长的基础。首先要调动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没有积极性，是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减弱一个很突出的原因。其次要激发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现在我们国有企业的干部积极性也不高。第三要激发中国的民间投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第四密切关注跨国公司外迁的动向，切实稳定外资。唯有稳住四大经济发展主体，通过改革让它们在中国找到合理的地位，同时又能够保证它们有合理的收益，真正实现对四大主体的激励约束相容，才可能维持住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势头，从而使中国经济能够很好的增长，来应对这样一个多事之秋。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预期，卞永祖研究员表示，尽管疫情的爆发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定阻碍，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的看到，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好的，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消费非常多样化，不同类型的企业都能从中国的市场上获益，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比较完整，经济的韧性较好，发展速度依然处于世界较高水平。因此，国内国际都应当对未来中国经济充满信心，政府和社会要注重树立这种信心，目前可以维持一些能够正常开展业务企业的运营，激发国内外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为抗疫胜利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好筹划，在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同时，我们不能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脚步停下来。
（责任编辑：李园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