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将军
留在李德生记忆里的童年是苦涩的，他曾回忆说：“我们家里很穷，我9岁时，母亲因无钱医病早早地去世了，留下我与父亲相依为命。那时父亲给地主当长工，辛辛苦苦干一年，连饭都吃不饱，两个弟妹也养不活，先后死去。由于家境贫困，父母亲希望我能学门手艺，7岁时便叫我去拜师学裁缝。因不堪忍受师傅的虐待，李德生9岁时又去给富裕人家放牛、砍柴，成为一个不拿工钱、只图混口饭吃的放牛娃。13岁时，他边放牛边读书，断断续续念了半年。上学是在李家祠堂里，祠堂边有一棵300多年的大银杏树，现在还枝繁叶茂，可算得上是李家洼历史的见证。
1929年，他们村成立了童子团，后来叫儿童团，有二十几个人，李德生被推举为童子团团长。当时，还有一个“牧童工会”，他也参加了。
劳动童子团（资料图）
童子团的活动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大人们也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有人说，没想到这些孩子能干这么大的事。加上苏维埃的领导经常表扬他们，影响就更大了。
儿童们组织起来参加一些革命活动，李德生最深的体会是感到做人的地位提高了，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放牛娃，一下子翻了身，扬眉吐气，成了主人，这不能不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他们干起革命工作，浑身都是劲，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粉碎敌人的“会剿”和“清乡”，童子团也有一份功劳，除了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外，还担负送信、带路、转移群众的任务。他们那些穷孩子，都是土生土长的，放牛、砍柴、玩耍，常年都在山上转，路熟、地形熟。哪里有路，哪里没路；哪里树多，哪里树少；哪座山好上好下，哪座山不好上不好下，熟悉得很，带路从没出过差错。让他们送信也有把握，因为路熟地形熟，送信从不走大路，都是钻树林走山间小路，又隐蔽，又快捷，准确无误。童子团还给红军搞情报，有的反动武装要进攻根据地，他们得到一点消息，就赶紧向红军报告，起了不小作用。
劳动童子团（资料图）
那时尽管革命道理懂得不多，但具备了起码的阶级觉悟，也具备了干革命的勇气。从那时起，李德生就坚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干革命。应该说，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看着一队队红军战士扛着枪从村前经过，李德生非常羡慕，便向父亲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父亲舍不得离开惟一的儿子，没有答应。1930年2月，不到14岁的李德生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参加红军的念头与日俱增。一天，他毅然下定决心，瞒着父亲报了名，要求参加红军。
红军营长见他太小，不想接收他，又不忍心让满腔热情的李德生失望，就提出：“你跟我的通讯员赛跑，你要是赢了他，我就带你走。”李德生就拉着那个通讯员去赛跑。李德生从小放牛，爬山跑路不在话下，而通讯员背着子弹带不大方便，结果，李德生轻松地赢了通讯员，如愿以偿地走进了红军队伍，成了部队里最小的“红小鬼”之一。
李德生曾幽默地说过：“我是跑步当上红军的！”
想当红军时怕当不上，心里着急，什么都不考虑；一下子当了红军，就要离开家，李德生又犯难了：他要是走了，留下父亲一个人怎么办！自从母亲去世后，李德生的父亲既当爹又当娘，父子相依为命；房子让反动派烧了之后，无力盖新房，父亲住长工屋，他住牛棚，过年过节，父子俩连团聚的地方都没有。
经过营长的同意，李德生跑回村里去向父亲道别。父亲得知他当红军的事之后，哭了，但还是拉着李德生的手说：“去吧，孩子，听长官的话。好好干，别记挂我。”听了父亲的话，李德生也哭了。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当时他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安慰父亲。两年后，有一次李德生所在的部队转移，住进了离他家不远的八合洼，父亲听说后，特意跑去看他。父亲非常高兴地告诉他：家里分了田，盖了新房，生活不愁了。听到这些，李德生更坚定了在部队干的决心。李德生和父亲说了些家常话之后，父亲就回去了。没想到，这一次竟是他们父子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撤出了鄂豫皖，敌人占领了李德生的家乡，家里刚刚盖起来的草房又让敌人烧了。父亲孤身一人，无地无家，靠打工糊口，日子更艰难。因为是红军家属，李德生的父亲受到了牵连，国民党抓“红属”，他只好离开村子，东躲西藏。但最终还是被国民党抓去，关进了监牢，捆绑吊打，受尽了折磨和凌辱，等放出来时，已奄奄一息。为了活命，他不得不挣扎着打短工，沿门乞讨，最后惨死他乡。父亲去世时还不到50岁。
直到1947年李德生所在部队回到大别山，他回家探望时，才从邻居那里得知了父亲的死讯。李德生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这个当儿子的没尽到孝道，没能报答他的养育之恩。”
新县英雄山红旗雕塑
在白色恐怖时期，根据地的人民坚贞不屈，坚持地下斗争，前赴后继，红旗始终不倒。据解放初期统计，新县不足10万人口，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就牺牲5.5万余人，家家户户都有红军烈士，大别山的人民，真是英雄的人民!
（责任编辑：黄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