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当今世界，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全球市场融合程度持续加深，只有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起来，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才能实现最佳政策设计和最优发展路径，才能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抢占先机、把握主动，进而实现最优发展结果。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全国各地及各行各业紧锣密鼓根据会议精神部署2018年的各项经济工作，为了让各地各行业各有关部门及时掌握相关国际经济重要态势和权威分析研究，本刊特邀着名经济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谷源洋撰写研究报告，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谷源洋教授
2017年世界经济趋于活跃、改善、稳定、提速，愈益增多的国家经济表现强于预期，各国际经济金融机构对全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不同，但共同点是世界经济增速高于上年。摩根士丹利预测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从2016年的3.1%反弹至3.6%，并再次回到全球长期平均增长线3.5%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将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从先前预期的3.4%上调到3.5%，又从3.5%上调至3.6%。这是近几年来，IMF首次上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尽管调升幅度只有0.2个百分点，但意义重大，提振了全球市场信心。世界经济提速不单纯是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而是多重因素共震的结果，包括国际贸易恢复性增长；反映干货运输行情的BDI指数强势攀升，海运业持续回暖；国际投资反弹；全球工业生产增加、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强劲；经济复苏范围扩大等多种因素，但不稳定、不确定及地缘政治因素依然不同程度的威胁着世界经济增长。然而，世界经济利好因素大于利空因素，稳定因素多于不稳定因素，全球发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变化，涌现出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
发达经济体同步、平稳增长，新兴市场经济再度跃升
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大体兑现了竞选时期提出的国内外经济政策，但进展并不顺畅，有的被国会和联邦法院否决，有的推迟出台并被打了折扣，其成效性低于市场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2%，美联储则预测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达2.4~2.5%，两者预测值均低于特朗普竞选前后宣称的年均3~4%增长目标；欧元区经济形势超出许多人预料，区内经济复苏国家愈益增多，受工业和服务业信心增强，家庭消费指数攀升，投资增加，出口恢复生机等多种因素驱动，经济景气指数创10年新高，经济增长率从2016年1.7%增至2017年1.9%，欧洲央行甚至预测2017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2.2%，甚至更高，创下5年来近600万个就业岗位；日本经济连续多个季度缓慢复苏。IMF与OECD发布的报告指出2017年度日本经济增长率在1.5~1.6%区间，低于日本央行的预期。与其各自经济表现相比，欧元区经济强劲扩张，美国经济稳健复苏，日本经济波动低速，但年内欧元区和日本同美国经济“增长差距”缩小。
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是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向好，失业率不断下降，但通胀却依然低迷。美国失业率降至4.0%或更低，就业市场没有多大再可下降的空间。然而，美国劳动参与率仅略超出62%，意味着放弃寻找工作机会的人数增多。如果美国不提高劳动参与率，劳动力供给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欧元区的失业率降到8.9%，创下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的失业率则仅为2.8%，安倍政府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始动员妇女走出家庭，以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压力，但其效果并不明显。然而，在经济形势改善和失业率趋降的同时，多数发达经济体却纷纷下调通胀预期，通胀率没有达到2%的既定目标。美联储将2017年通胀率从3月预期的1.9%下调到1.6%；欧洲央行将2017年欧元区通胀率从1.7%降至1.5%；日本央行推行的量化与质化的货币宽松政策以及负利率未能使通胀率上升到2%的水平，被迫多次向后推延通胀率达标的时间。日本央行已将2017财年通胀预期从1.4%下调至0.8%，2018财年通胀预期从1.7%下调到1.5%。日本央行承认不管是物价还是经济活动都面临下行风险。
发达国家央行为走出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先后出台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用以“对抗通缩，制造通胀”。从发展实践看，发达国家的“通缩压力”减缓，甚至有人认为“通缩已被通胀替代”，但多数发达国家尚未实现“制造通胀刺激经济增长”的宿愿。主要原因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的流动性，未能服务于实体经济，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严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虽略有起色，但不显过热，不支持通胀率上扬；发达经济体远未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伴随经济不同程度恢复和增长，居民收入则增长乏力，甚至有的国家居民收入在减少，收入和消费没能显着改善，抑制通胀上行。总体看，2017年发达经济体的整体经济状况好于2016年，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1.6%回升至2%或以上。
更为重要的亮点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经济体，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增速高于预期目标，显示出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旺。在中国经济带动和各国内需增长刺激下，今明两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幅都将超出5%或接近6%；非洲经济增长面临不少风险，但正在加快回升。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非洲脉搏》指出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遭受了20多年来的最大幅度下滑，2017年有望实现2.6%的增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连续两年经济萎缩之后，预计2017年将取得1.5%左右的小幅增长。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抑制住了“增长下行恐慌”，2017年经济增速为4.6%或5%，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一度被拉大的“南北经济增长差距”再次趋于缩小。新兴市场国家的潜在增长率将继续高于发达国家，消费者渗透力将不断增强而且越来越富裕，消费需求逐渐转向高端产品和服务，加大刺激经济增长力度。
全球货币政策出现收紧动向，但未形成货币紧缩趋势
过去几年，美元经历了从“弱美元”走向“强美元”，又从“强美元”转向疲软。伴随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作用的显现及资产泡沫风险的积累，非常规货币政策必然要回归正常化。与前两年相比，2017年，美联储不仅加快升息频率，并公开了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宣布10月开始“缩表”。美联储“缩表”的同时，仍维持年内三次加息“点阵图”不变。加息与“缩表”并举加速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使危机时期实施的货币政策逐渐走向终结；继美联储之后，加拿大央行己连续两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英国央行将基准利率从0.25%提升到0.5%，仍维持国债购买规模于4350亿英镑不变，维持企业债券购买规模100亿英镑不变。然而，欧日等国央行并没有跟随美联储改变数量宽松货币政策，考虑到宽松货币政策已快走到尽头，及其宽松刺激作用日渐式微，只是初步削减了资产购买规模，没有像美联储那样制定出丢掉QE拐棍的具体时间表，更没有表现出要启动加息周期和“缩表”周期的意愿，依然继续维持现有负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一些发达经济体央行曾声称准备调整和改变现行宽松货币政策，然而，除加拿大央行和英国央行有所行动外，其他央行只是在为退出量化宽松做“热身准备”，当下依然坚守宽松货币政策。市场预期欧洲央行将于2018年前后，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连续削减资产购买计划。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日本经济和通胀状况远不及欧元区和美国，日本央行更加难以收紧银根，仍将依赖于大规模经济刺激。
总体看，美联储等央行正从宽松货币政策缓慢、有序地转向紧缩货币政策，但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之路并不平坦，年内全球货币宽松与低利率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没有出现全球再通胀及货币政策从宽松走向紧缩的拐点，全球流动性依然充裕。然而，伴随劳工市场收紧及通胀率回升，主要发达经济体从货币宽松走向货币紧缩是大概率事件。发达经济体央行的货币政策转向采取“逐步而缓慢”的路径，让市场有了较为充足的时间去适应、消化，降低了相关波动性，但仍需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外溢效应保持高度警惕。这是因为货币宽松时期积累的过多泡沫和过多杠杆，一旦宽松政策过快收缩，加上放松金融监管，泡沫就容易破裂，引发金融动荡或危机。今后一个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加强金融合作与政策协调，积极主动“去金融杠杆”，强化监管合力，筑牢资本市场“防火墙”，严防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经济全球化受到压抑，反全球化影响有限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总统，加剧了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行为的力度，贸易和投资保护更显猖獗，影响到货物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等的自由流动。然而，发展实践表明，2017年以来，全球化和区域化却得到了实质性的推动，欧盟与日本、欧盟与加拿大达成了不同称谓的自由贸易框架协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在存在保护主义动向的情况下，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 展示了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意志”；中国和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等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RCEP领导人马尼拉联合声明，要求部长们和谈判团队在2018年结束RCEP谈判，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各国际金融机构、世贸组织、金砖国家等纷纷呼吁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多边贸易。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会议结束后，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虽未能就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达成一致，但对自由贸易取得了共识，并针对美国指出“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国家”，在反击时必须遵守WTO规则。
事实表明，国际社会没有低估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的潜在效应，而高估全球化的危害性后果。与其经济全球化相对立的经济本土化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潮流和动力。经济全球化难以转向经济本土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并未出现重大反转，更不至于走向不归之路。
首先，美欧等一些国家出现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失业率扩大等众多问题，其原因极为复杂，有些是国内政策和制度因素所致，有些与跨国公司利益垄断相联，有些则与教育程度及经济发展有关。这些弊端与其全球化无直接关联，但却加剧了社会分裂，阶层对立，被不同政治势力为自己的私利和集团的利益所利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依旧解决不了存在已久的种种经济和社会弊端及其社会矛盾。
其次，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各国政府官员、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经济“包容性增长”，并把“包容性增长”视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但如果不从制度和政策层面着手，全球化2.0或全球化4.0都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包容性”。经济全球化同反全球化相伴而生，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推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己经主要不是美欧国家，而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再次，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执政后，国内外人土对经济全球化受损程度有不同表述，有人说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情绪；有人说全球化受到威胁和挑战；有人说全球化受挫、受阻；有人说“全球化已经死亡”，等等，因此，需要对当今全球化总体形势做出准确、客观的判断。实际上，英国“脱欧”谈判并不意味着特雷莎·梅首相反对贸易自由化，英国依然是颇为富裕且贸易与投资开放的国家；特朗普以“美国利益优先”把对外经济政策从多边转向双边，去经济多边化色彩浓厚。但不符合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双边，特朗普照样要求重新审定和谈判，如果符合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既便是多边经济合作，特朗普也不会放弃。
最后，特朗普重提的所谓“公平贸易”其实质是市场保护。贸易和投资保护是反全球化和反区域化的突出表现，但贸易、投资保护向来就有，从未间断过。据WTO统计报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仅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就采取了1683项的贸易限制措施；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显示，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从2008年到2016年实施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因此，不应简单地把贸易与投资保护同反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完全等同起来。
全球化依然面临众多严峻挑战，坚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的斗法势将持续下去，但全球化是“大潮”，反全球化是“小流”，“小流”阻止不了全球化的大潮流，“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基本判断依然正确，全球化抑或区域一体化难以撼动，必将继续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
世界经济形势与前景的基本判断
在世界经济向好和提速的乐观气氛中，仍须看到全球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加速的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猖獗的保护主义、积累大量风险的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地缘政治局势和安全形势等，仍在抑制着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预测在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提速的基点上，2018年全球经济仍将有小幅增长，但这是否意味着世界经济已进入了周期增长的拐点？这一问题关系到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认知和判断。如果认定自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一直陷入低迷、低速状态，而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3.6%与3.7%，甚至发展实践可能还要高一些。在这种经济“冷热两重天”的状况下，可以认为世界经济出现了周期性增长“拐点”。但问题在于过去8年来世界经济是否真是“低速、低迷”？对此，国内外人士的认识存在相当大的不同。统计数字显示自2010年至2017年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为3.3%，稍高于上世纪80和90年代增速，呈现持续性、稳定性增长的特点，没有出现有人所担扰的“二次衰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指标先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实践表明“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周期性上升阶段，而不是进入了周期衰退期，出现所谓“低速增长恶性循环”。即便是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6年世界经济表现是过去8年来最差的一年，全球经济还是增长了3.2%。所谓世界经济“大萎靡”、“新平庸”、“长期停滞”并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如果不出现不可控的大问题，世界经济复苏不会寿终正寝，世界经济还会以高出过去8年年均3.3%的增速向前发展，这种增长提速态势是周期上升阶段的延续。那么世界经济增长提速态势能否延续下去？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促进和抑制经济增长的两方面因素予以透彻分析。简言之，未来世界经济前景取决于今后中美经济表现、全球央行货币政策取向、全球市场保护程度、以原油为核心的国际大宗商品供需平衡、全球结构调整状况及技术创新速度。总体权衡，上述“六个因素”依然较为有利于世界经济未来增长，短期内出现衰退的概率甚低。但全球周期性复苏和扩张总会有结束的一天。OECD已发出警告说由于多数主要经济体的企业投资率仍然过低，无法支持全球经济长期快速增长，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可能触顶。本轮经济与金融周期将以什么方式结束？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给出了三种方式：“需求侧”长期停滞；通胀预期迅猛上升；全球金融周期发生内爆，导致市场进入一个去杠杆和规避风险时期。我们需要为下次危机的到来提前做好防范与应对准备。
（责任编辑：李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