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外来客
海外船东的见面会定在市中心的五星级大酒店进行。当我走进那间装潢奢华的会议室时，水晶吊灯的光芒映照着长桌两侧的人影，三位人高马大的外国人坐于主位，然后依次是工作组领导、船厂总经理王总，以及几位身着定制西装的绅士与妆容精致的女士。凭直觉判断，这些坐在外国人身旁的人，应该是中文翻译或是国内中介公司代表。
我被安排坐在那位绅士的正对面。由于是临时接到参会通知，起初我对会议的具体内容和议程一无所知。整场会议几乎由三位外国人主导，他们围绕合同履行问题持续提出诉求，大致的意思是要求船厂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尽快完成船舶交付。在超过三分之二的会议时间里，他们始终在斥责船厂的不诚信行为。据其陈述，船厂不仅多次拖延交船期限，且造船进度严重滞后。在外国公司已支付绝大部分船款的情况下，船厂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尚不足总进度的一半。三位外国人反复强调，若船厂继续违反合同约定，将面临高额罚息及相应违约责任的追究。
三个外国人的意思都是通过坐在我对面的绅士翻译来表达的。这位绅士在翻译过程中情绪极为强烈，脸上满是愤怒的神情，声音因激动而颤抖，语气中甚至夹杂着明显的鄙视感，每一句翻译都仿佛在重述一场激烈的问责。
坐在我这一排的工作组领导始终保持着沉默，只有王总经理代表船厂不断道歉，并承诺会尽一切努力恢复施工，确保交船和施工进度。但当外方追问具体交船日期时，他的回答显得含糊其词。毕竟船厂已经被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目前处于停工状态，何时复工、能否复工，早已超出船厂总经理的决策范畴。当前船厂已由清算工作组接管，法院深度介入清算程序，经中级人民法院竞标已组建律师团队和会计师联合团队负责相关事务。作为船厂总经理，王总自身亦对未来走向深感茫然，只能反复致歉并强调会尽最大努力。
显然，王总经理的表态并未达到三位外国人及对面翻译的预期。最终，会议在双方互不相让的僵持氛围中不欢而散。
根据我一贯的参会惯例，在每次会议结束前，我均会整理一份会议记录并让参会双方签字确认。今天我也同样拟制了一份会议记录，但在提交双方核准时，却因内容分歧未能达成一致。外国船东代表此行核心诉求是要求船厂明确交船日期，而工作组对复工及交付可行性尚处于未知状态，这种诉求与现实的矛盾，导致双方最终均未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会议结束后，我在王总座驾的副驾驶上与他深聊了一会儿，终于厘清了事件的全貌。原来三位外国人是船厂正在建造的最大一条船“抛石船”的船东代表。该船交船价高达12亿元，船东已经将绝大部分船款支付给国内的代理方“丽达”船公司。坐在三位外国船东代表边上的绅士，正是丽达公司的副总经理，其旁边的女士则是公司法务。丽达公司作为抛石船在中国的代理商，负责在收到外国船东的船款后，在国内采购船舶配件、监督抛石船的施工进度，并根据船厂的施工进度支付造船合同约定的船舶建造进度款。
目前的关键矛盾在于：外国船东已将抛石船总价12亿的船款绝大部分支付给了丽达船公司，但现在船舶建造不到一半，如果船厂进行破产清算程序，将不可能恢复生产，交船无望。一旦无法履约，丽达公司作为船东的国内代理公司，不仅要支付12个亿的船款返还义务，还将面临巨额的违约金。
听完王总的讲述，我终于明白为何在会议现场丽达公司的副总经理和法务表现得那么焦急，面对王总含糊其词的回应，他们脸上的愤怒与鄙夷，声音里的颤抖与不满，皆源于此。正如王总所言：“这个抛石船是丽达公司的身家性命，如果不能交船，丽达公司也会破产。”
回到办公室，我一直在思考王总的话：“抛石船是丽达公司的身家性命，交不了船，丽达公司只能破产。”这简单的一句话，道尽了这场僵局背后各方紧绷的利益神经。
我后来通过王总和其他渠道了解到，丽达公司是有国资背景的大型企业，注册资本100个亿，是邻省最大的造船公司，规模不亚于我们正在清算重整的船厂。近几年，受国际船舶市场的低迷影响，丽达经营虽有困难，但在船舶制造领域仍然是领头羊。此刻我突然有种直觉：能救船厂的或许正是丽达公司，抛石船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把两家企业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唇亡齿寒，而是骨血相连的牵连。
基于上次在碰头会议被副组长批评的教训，我只是在心里萦绕和盘算着这个想法，并没有跟任何人说出来。我在办公室烦躁地打了几通电话，约了几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晚上去球馆打球，想通过出汗释放近期累积的心理压力和身体疲劳。刚挂完电话准备回家换球鞋，一个重要客户的电话打了进来：“你到我这来一趟，晚上一起吃饭，我有两个重要的客人想见你。”
“我刚约了几个朋友晚上去打球，能不能改天？”我试探着问。
老总说：“客人特意从外地赶来见你，他们是我非常重要的客户，打球那边就推掉吧，改天我陪你打。”
我只好跟约了球的朋友道歉，又跟夫人解释不回家吃饭的原因，然后驱车前往。路上我忍不住跟上车的助理念叨：“什么重要的客人从外地赶过来指名要见我呢？不会是船厂的债权人吧？”
助理显得有点紧张：“老师，您得谨慎啊！船厂第一次碰头会，副市长和纪委书记都来了，纪委书记在会上说得特别严厉‘涉船厂的都是大案，谁敢动手脚，不管他权力有多大，我们纪委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贪腐的人’。”
助理接着说：“老师，您要不要问一下客户，要求见我们的究竟是什么人，碰头会上工作组领导特地强调过纪律，不允许我们私下跟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任何协议，禁止我们跟任何人承诺，凡涉及船厂的事均应该跟工作组汇报，由工作组集体讨论决定。”
助理说得我也有点担心，可车子已经开到客户门口了，如果掉头回去，跟客户怎么解释呢？正犹豫间，老总已经从门里迎出来，指挥我们停车。走进接待餐厅，看到餐桌旁茶桌旁站起的两个人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正是上午见过的丽达公司副总经理和法务。
在与两位客人握手前，我本想解释：“根据船厂破产管理人的纪律，我们是不能私下见债权人或债务人的。”但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老总拉着与客人握手，然后就坐到饭桌上了。
虽然我们的身份只是船厂破产管理人的联合法律顾问，并非破产管理人，但在这种非公开场合被船厂的债权人约见，确实得先考虑正当性。毕竟在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场竞标时，我们竞标团队曾宣誓要摒弃一切私欲，保证公平公正，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做好破产管理人的参谋，保障破产管理人公正管理、公平分配、依法担责。
债权人代表通过客户引荐私下约见，必然有所求，我和助理因为在车上的讨论，心里早已筑起防线。饭桌上我们只管吃饭，碰杯，言谈之中不涉及任何船厂的信息和案情。
酒过三巡，对方终于忍不住说起抛石船的细节：丽达公司是外国船东在中国区的船舶业务总代理，外国船东与丽达公司订立协议，将订购船舶的预付款支付给丽达公司，丽达公司与船厂订立协议，向船厂订购船舶，并根据船舶的制造进度支付船舶预付款。
外国船东公司订购的船舶是船厂正在建造的船舶中最大的一艘，是一艘海上工程作业船，名称为“抛石船”。该船舶是外国船东公司订购的工程专用船舶，涉及对方的知识产权和特殊功能设计，一旦船东选择弃船，这船就成了废铁，毫无利用价值。
现在该船舶的现状是：外国船东公司已将80%的船舶预付款支付给了丽达公司，而丽达公司根据抛石船的制造进度仅支付了50%的工程款给船厂。现船厂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抛石船全面停工，距离三方约定的交船期仅剩六个月，以当前的施工进度和停产现状来看，外国船东完全有理由选择弃船。
一旦弃船成为现实，船东将依据合同向丽达公司主张两项权利：一是收回全部已支付的定做预付款，二是索要相应的违约金及预付款利息损失。更关键的是，按照船舶定做的行业惯例，丽达公司在收到外国船东的预付款后，已向银行申请了等额的银行保函并质押给对方。届时外国船东可直接凭保函向开具银行索赔，确保预付款全额收回；而丽达公司在保函被兑付后，虽可依据与船厂的合同追究其逾期交船的违约责任，要求赔偿保函承兑造成的损失，但在船厂破产重整的背景下，这一诉求的实现无疑难上加难。
这意味着，在船厂破产重整案件中，丽达公司仅是普通债权人；而外国船东因未与船厂直接签约，其利益与船厂破产并无实质关联。无论外国船东弃船还是船厂停建，最终的直接受害者都是丽达公司。
显然，这也是丽达公司的副总经理急于通过客户约见我们的真实原因。他在交谈中难掩恐惧与焦虑，船厂一旦破产，丽达公司将有可能承担12亿元的巨额损失，而丽达公司正处于申请IPO上市股票发行过会审查的关键阶段，这笔巨额亏损将会直接导致上市计划功亏一篑。
我和助理都听明白了，也当场表态：“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律师团队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提供任何有关破产重整的决策信息，也没法帮你们向工作组或破产管理人团队领导转告诉求。其实今晚过来参加宴请，本身就是违反破产管理人纪律的。”
我打趣说：“好在我们是吃客户的饭，如果是丽达公司宴请，我们就不敢来了。”
在餐桌上，虽然大家一笑了之，但气氛始终严肃紧张。
船厂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我们联合团队虽然以破产管理人法律顾问的身份全面接管破产企业财产，并开始整理所有债权债务资料，制作债务清册和财产清单，但面对船厂60个亿的庞大债务体系，我们团队至今没有完全摸清船厂经营中的法律关系和债权债务结构，尤其是涉及大量国外船东和银行保函的部分，复杂得像一团乱麻。
在与客户和丽达公司代表道别时，我们反复道歉，并承诺：“我们作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顾问会尽快深入调查、理顺关系，尽一切力量维护每一个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利益平衡中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吃完饭回去的路上，助理捂着肚子说：“老师，我都紧张得胃疼。”
在将助理送回家之后，我并没有回家，而是将车停在江边，一个人在江边坐了很久。江风带着潮气扑在脸上，水流拍击岸堤的涛声仿佛能抚平心绪，心里的压力似乎缓解了些。
可船厂那庞大的体量、复杂的法律关系和业务体系，尤其是那些牵涉海外的船东合同与银行保函，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着。这案子的难度，好像已经超出了我们团队的学识、经历和专业能力范围。夜风吹不散心底的压力和忧虑，反而让那股沉甸甸的感觉愈发清晰。（本章完）
责任编辑：赵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