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进行的一场伟大战役。这场战役朱德称他为“四渡赤水一盘棋”，毛泽东称他为“得意之笔”。他为我们党的伟大转折和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四渡赤水雕像
四渡赤水完成了领导权指挥权的顺利交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错误的军事路线，选举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恢复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首长的权力，并决定重新分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
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但党中央负总责的领导权还未进行交接。事隔半月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了四川的古蔺、叙永，中央纵队进驻叙永的石厢子。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的石厢子会议（也有资料说2月5日在云南威信的水田寨、贵州毕节七星关的林口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
川滇黔“鸡鸣三省”大峡谷 作者 摄
石厢子位于川南门户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为今石坝彝族乡政府所在地），濒临驰名中外的赤水河畔，南与贵州七星关区林口镇毗邻，西与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接壤。因而四川的石厢子、贵州的林口镇、云南的水田寨，雄鸡报晓，三省可闻，因此，被称为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的地方。
贵州“鸡鸣三省”纪念碑 作者 摄
1935年1月29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红军在川黔交界土城、元厚场一带西渡赤水，进入四川泸州的古蔺、叙永地区。2月3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纵队抵达“鸡鸣三省”石厢子，适逢农历的大年三十。这也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春节。一向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的毛泽东、朱德一边安排红军战士把收缴的地主财物分发给群众，杀猪宰羊和群众共度春节，一边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云南“鸡鸣三省”水田寨会议会址
一渡赤水到达石厢子的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相对有时间对遵义会议决议的落实和土城战斗失利后的军事行动方向进行研究决策。2月3日到达石厢子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就致电各军团首长明确：军委纵队暂驻石厢子不动。2月4日、2月5日，朱德总司令分别都有电报签出。根据现有资料研究表明，在这两夜近三天的时间里，政治局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主要决定了三件事情：一是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二是关于苏区中央分局今后的行动方针和成立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三是调整并确定中央红军新的进军方向。“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后的一个重要会议，更换了党内负总责的领导，完成了党中央新的分工，接下来的扎西会议顺利通过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为红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四川泸州石厢子“鸡鸣三省”会议陈到馆
二渡赤水是向敌人薄弱地区桐梓、遵义杀了一个“回马枪”，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在娄山关、遵义两地，一举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部队的统一领导，中央军委3月4日在遵义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至此，自1932年宁都会议被取消在红军中领导职务的毛泽东，被正式赋予了对中央红军的公开和直接的领导权。不久，又成立了由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彻底剥夺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指挥权。
四渡赤水完善了高度的运动战战略战术
在井冈山时期，“朱毛红军”就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了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在反对蒋介石的“进剿”“会剿”和“围剿”中，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错误军事路线领导在红军中占了统治地位，蒋介石在前四次“围剿”失败后，再次调集百万重兵，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企图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之目的。而“左”倾领导拒不接受毛泽东、朱德等领导采取游击战、运动战到外线作战的正确主张和建议，用“堡垒”对“堡垒”的硬碰硬方法抗击敌人，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
在广昌战役中，“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又采取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战法，硬是以较弱小的力量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在固定的阵地上拼消耗，牺牲了大量红军战士，在敌人东、北、西三面重兵包围的情况下，被迫撤出广昌城，向西南转移，这又是红军历史上一次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
经过近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遭受极大损失，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红军转移的初期，蒋介石就重兵部署封锁线，特别是在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蒋介石就妄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之东。湘江战役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牺牲惨烈、损失惨重，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军将士们也开始对王明的军事路线产生怀疑和极大不满。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军事路线，朱毛红军又开始恢复活力，特别是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回到了红军的作战方针。
土城战斗失利时，“左”倾领导讥讽毛泽东的指挥为“看来靠老经验主义打仗也不行”。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并不死打硬拼，放弃原定由赤水北上北渡长江的计划，轻装从土城撤出战斗，渡过赤水河，摆脱敌人的“一网打尽”。毛泽东后来精辟地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
当敌人判断红军要北渡长江时，红军又出其不意、挥师东进二渡赤水，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为了调动敌人，红军又三渡赤水，再入川南，蒋介石再次误判，下令各部向泸州古蔺追击，红军再次调头向东，四渡赤水，直指贵阳，蒋介石又急忙调动滇军保驾，红军又乘虚进军云南。四渡赤水之役，“朱毛红军”在运动中调整计划，又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毛泽东后来总结说：红军的游击性、根据地的流动性，决定了我们不是阵地战，而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
四渡赤水完结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围追堵截
“朱毛红军”从诞生之初，就一直受到数倍于自己敌人的“进剿”“会剿”“围剿”。第一次“围剿”敌我兵力是2.5比1，第二次“围剿”敌我兵力是6比1，第三次“围剿”敌我兵力是10比1，第四次“围剿”敌我兵力是8比1，第五次“围剿”敌军更是充分准备、规模空前，仅直接用于进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根据地的军队就近50万人。由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领导，采取“堡垒”对“堡垒”的硬碰硬的战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蒋介石没有想到红军会置经营7年之久的苏区于不顾、贸然突围，他认为由他亲自计划、组织、指挥的江西第五次“围剿”的大势业已完成，认定中央苏区的红军已是穷途末路了，踌躇满志地严令各路将领于12月中旬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肃清江西红军。
当红军突破一道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令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湘军与中央军16个师、77个团追剿中央红军，务须歼灭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此外，令白崇禧的两个军列阵于桂北红军前方作正面堵截，陈济棠粤军两个军列阵于湘粤边境的红军侧后防止红军回头。湘、桂、粤军与中央军近40万人兵力参加这个大追剿行动，形成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的总态势，妄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红军硬是以自己的极大牺牲，血战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在湖南通道，红军突然转兵入黔北，虽然一下子把十几万追堵的国民党军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但蒋介石又立即重新制定了对红军的“围剿”方针和战略部署，急调中央军和川、黔、滇的刘湘、王家烈、龙云及湘、粤、桂军阀部队，妄图将红军阻止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或以西地区。蒋介石为消灭中央红军于川南、黔北而精心策划的这一“围剿”计划，还调动了川、黔、滇等地方军事武装，投入的总兵力为150个团，近40万人，而这时的中央红军仅仅3万余人。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川军刘湘还成立了川南剿总司令部，妄图对红军进行两面夹击“会剿而聚歼之”。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以来，国民党蒋介石不甘心没能在第五次“围剿”中歼灭红军，而以几十万的围追堵截之兵力，要把红军歼灭于转移途中。
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朱德、周恩来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使红军能够在极度的艰难困苦中再次树立起胜利的信念，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一渡赤水为北渡长江摆脱敌人，敌变我变，二渡赤水在运动中主动消灭敌人。接下来红军是要继续赤化贵州？还是要赤化四川？还是要再次转头与湘西的贺龙、任弼时的二、六军团汇合？这时的国民党蒋介石就已经摸不清楚红军的战略动向了。三渡赤水后，蒋介石又再次误判：红军可能要化整为零，再次分散游击，并电令各路追剿大军实施江西“围剿”时之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分路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并声称：“如许大兵，包围共军于狭小地区，如不消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紧急关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当机立断，又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跳出了包围圈，追剿敌军找不着红军主力了，使蒋介石以古蔺地区为核心，用碉堡战术围死红军的设想破灭。紧接着红军又出其不意抢渡乌江，将蒋介石几十万追兵和一大群碉堡封锁线都甩在了身后，红军胜利完成了四渡赤水，开始摆脱国民党蒋介石的围追堵截。
四渡赤水战役胜利后，党中央和红军将士们继而又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实现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实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方针。（作者刘建系朱德外孙、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解放军少将；管严系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李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