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网报道，10月1日晚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的枪击案已导致59人死亡，527人受伤。枪手是现年64岁的内华达州居民斯蒂芬·帕多克，他从曼德勒海湾酒店的32层朝参加露天音乐会的人群开枪扫射，射击时间持续数分钟时间之久。警察冲进酒店房间后发现帕多克已自杀身亡，房间里还发现了10支枪械，包括军用自动步枪，此类枪支有强大杀伤力。
近年来，枪击悲剧一再重演，美国社会陷入“枪击-反思-再次枪击”的怪圈。一轮轮有关“禁枪、控枪”的争论从未停息，据美国官方统计显示，美国一年死于枪击案的总人数达到3万多人。可是，这一困局，仍然无解。追根究底，在美国，控枪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问题，而是关乎历史文化、宪政传统，以及关乎利益集团、政治势力利益的敏感问题，根深蒂固、经年难解。
仔细研究一下，可以清晰的看到，枪支泛滥并不是美国现下所面临最严重的问题，控枪问题终究是美国国内的问题，难以动摇美国强大的根基。这些才是美国面临最严重的问题：实力不断衰落，国际影响力不断下降，同时面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对美国的半路狙击。
前方高能！内容有些晦涩难懂，却是我国顶尖智库深入调查研究作出的报告，内容含金量极高，深刻解析了美国的失落，以及新兴大国崛起对美国的冲击。
仔细阅读，都能理解，这些内容值得你多花一分钟时间！
美国“输出民主”搅乱地区局势
美国一厢情愿地“输出民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和地区局势动荡。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冲突激烈的两个地区中东和东欧背后，其实都有美国“输出民主”的根由。根据国外调查，美国正是通过一些专事“输出民主”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深度介入这场撼动了阿拉伯国家的街头“革命”。突出的美国相关机构有：美国国际发展署、全国民主基金会、网际共和学院、全国国际事务民主研究会、自由之家、开放社会学院等（编者注：我们要随时关注并警惕这些机构在中国出现以及活动）。
美国的介入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通过网络空间，二是进行实地引导。网络层面主要是培训阿拉伯的网络高手，通常被人称为“网络阿拉伯联盟”。实地引导是指根据美国哲学家吉恩·夏普倡导的非暴力理论，培训熟练掌握街头非暴力斗争方式的骨干。其方法由美国非暴力战略及行动实用手段中心设计实施，该中心的领导就是曾参与了“颜色革命”的前塞尔维亚持不同政见者。
同样是来自这些机构的操控，当初促成了东欧及前苏联各国国内的“颜色革命”。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无论是“输出民主”还是“和平演变”，一厢情愿的外交政策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地缘政治后果，带给所在地持久的冲突和动荡，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难民危机和环境危机，引起了涌向欧洲的难民潮，间接引发了英国脱欧、欧洲政治右倾化等震荡性效应，为当代全球治理蒙上了新的阴影。
推行“美国优先” 实际是不愿承担责任
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治理其实是意在打造一种符合美利益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美国利益的优先性被置于首要地位。例如在金融领域，美国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一直践行着“美国优先”的理念：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直至今日还对全球金融有着深刻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奥巴马政府欲增强美国在全球金融等多方面的领导地位，并且极力推动TPP，目的是为了不让中国参与制定全球经贸规则；虽然特朗普一上任就宣布退出TPP，但不意味着美国想放弃全球治理的主导权，而是特朗普政府认为多边机制不是实现“美国第一”原则的有效手段，美国需要寻求更能实现美国利益的途径，即双边机制。因此，特朗普上台之后，一边退出TPP，指责TTIP，另一边却开启了一轮新的双边谈判。
虽然表面看起来特朗普和奥巴马政府的做法截然不同，但本质上目标一致：就是通过调整全球金融贸易规则来确保美国利益优先。那么，美国会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推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更不想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
“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使得美国将更多的国际责任转移出去，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不断后退，而新兴经济体能否成功接手美国，参与全球治理还是个问题。而特朗普上台后更是毫不掩饰的倡导“美国第一”原则，企图把全球治理的责任推给其他所有国家。而同时，美国继续认为自己是全球领导者，而让世界其他国家为其行为“买单”。简而言之特朗普就是这么想：活你们干，出了事你们承担，我作为领导者，我只享受成果。
美国是全球治理失灵的重要原因
美国自冷战以来作为世界唯一的霸主，在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功不可没，但这正是建立在美国所迷信的“霸权稳定论”基础之上的。根据该理论，提供公共产品有助于美国霸权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同时也是促进世界秩序稳定的主要方式。由于“一家独大”，美国的“我行我素”行为客观上并没有实现全球治理欲达到的秩序目标，而是背道而驰。此外，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自身也经历了深刻的调整阶段，美国的经济正在逐渐好转，但是美国国内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产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加剧、人口结构变化（白人人口所占比例下降，拉美裔移民增多）等问题，都对美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深刻影响着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态度和行动。
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 美国世界领导权受冲击
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直接导致了全球治理机制的"断层线"和"合法性危机。据报道，世界对美国和英国的依赖程度低于预期，对中国、日本、欧元区和加元的倚重有所增加。IMF总裁拉加德电表示，如果中国和其他重大新兴市场的成长趋势持续，那么10年后，IMF总部可能会移往北京。
由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世界新旧秩序交替的可能性快速增加。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北”国家仍然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进程，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东南”国家已经不断渗入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并在主要治理机构中担当重任。具体来讲，后危机时代出现的二十国集团（G20）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这一包含“西北”和“东南”国家的全球治理新机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经济治理机构改革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也因此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
然而，“东南”国家的崛起并没有为其在国际舞台上赢得相应的话语权，虽然美国的相对实力持续衰落，但是新兴大国并没有撼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权。（文章来源于人大重阳“全球治理”研究报告第2期，该报告由中国顶尖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所做。）
（责任编辑：李俊强）
